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梅奥有机会扩大他在昆士兰大学同事中的影响，但是，当他奋力前进的时候，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遭遇到了挫折。他的想法对保守者来说太激进了，而对于希望社会和政治秩序发生极大变化的人而言，又太具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以及太具有妥协性了。他的建议被商人低估，社会主义者也如此，政治评论员对他的政治策略意见分歧很大，且政治家不听从他的忠告和建议。在梅奥看来，政治学是不合理的和荒谬的，于是他转而求助于心理学的新理论来解释社会和政治问题，并就这些问题撰写了一本小册子，之后开始研究从战场上归来的人们的神经过敏问题。
欧洲的冲突致使澳大利亚和英国的知识分子对大不列颠与所属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加以检讨。在英国人当中，莱昂内尔·柯蒂斯（120nelCurtis）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布尔战争以后曾帮助创建了南非联盟（UnionofSouthAfrica），并创办了《圆桌会议》（RoundTable）杂志，这是一份自由主义的杂志，发表有关大英帝国问题的讨论文章。1914年，在一战爆发以前，为了组建圆桌会议团体和扩大大英帝国（BritishEmpire）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柯蒂斯访问过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等国。梅奥出席了在布里斯班举办的一个小型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柯蒂斯揭示了圆桌会议组织的宗旨：依据大英帝国的自由主义观建立一套国家理论，各成员国将在大英帝国政策的框架内履行义务、把握机会和应对挑战。当时，圆桌会议成员赞同一套授权政策及这样一种意见：应该把大英帝国理解为一个单一的政治体，其成员国应该在世界事务中行动一致，发出一种声音。它主张帝国事务应该由一个帝国代表会议来管理；虽然各主权国应该管理各自的国内事务，但最终是由英国为其国民负责的。有些人反对圆桌会议群体，他们把这些政策谴责为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治，并对以下观点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大英帝国应该是一个全能的、塑造其国民道德人格的政体。梅奥相信，政府应该是公民的仆人而不是傲慢专横的主人。他指出，圆桌会议政策“愚蠢无比，绝对不符合澳大利亚当前的现实情况”，这样一来，他就把自己置于了柯蒂斯的反对者之列。他的同事认为梅奥的政治主张太激进了，因而他受到了公开指责，而且自那时起，他“几乎完全不允许对自己国家的事务说三道四”。
不过，在大学事务中，梅奥还是享有有效的发言权的，而且，当学校战争委员会于1915年成立时，他被推举为委员会成员。对于梅奥最初的提议，学生们加以嘲讽，称之为晦涩不明、离题万里和抽象深奥，他们还宣称梅奥的合作者是跳梁小丑。可是在后来，梅奥的帮助却是无价之宝。他主编战争委员会的早期发行物，同时，他的许多同事奔赴澳大利亚各城镇作巡回演讲，敦促和指导人们如何为昆士兰做出贡献以结束战争。梅奥不能作巡回演讲，这是因为虽然佩西·西摩暂时接替了他的职位，但是多萝西娅却即将要生孩子了。
1915年7月，战争委员会举行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到场的主流公民聆听了昆士兰州新任总督汉密尔顿·约翰·古尔德一亚当斯（HamiltonJohnGoold-Adams）爵士请求公民的支持。这次会议散发了委员会的第一份文件，文件号召人们服兵役、生产军需品并维持必要的工业活动。
第二份文件涉及战争军需品生产的组织问题。为了确保生产能力，它建议对所有的劳动力和机器设备进行全面的普查，以便为军需品的生产安排资源：并指出要避免英国制造系统的收缩，因为这会导致哄抬物价等投机活动；利润应该限制在投资的8％以内；工会应该放宽其管制，允许工人从事更多的班次工作，允许雇用非工会会员和不需要机器技能的工人。第三份小册子概述了国家在战时的正常损失和真实损失以及限制这些损失的办法。竞争性市场服从供需规律，而战争成本是正常竞争市场条件下的两到三倍，因此很少有人将从中获得极大的好处。所以，“依靠与私人企业的合同生产军需品来提供”战时必需品“是一个错误的方法”。正确的行动应该是支持联邦政府对军需品工厂的控制，这将防止对劳动和原材料的竞争性需求抬高生产成本，并抵消可能发生的工业混乱。
梅奥在战争委员会上的积极工作于1915年11月结束。在一次会议上，委员们大费周折地批评昆士兰工党政府，对梅奥的激进思想吹毛求疵。“我对他们大加鞭挞，讽刺他们是政客在前爱国者在后”。梅奥火冒三丈——过度工作导致火上浇油。虽然这次会议后来通过了一项表决动议，对他的工作表示感谢，而他也对自己的不佳表现道了歉，但他后来还是写信给委员会的高级委员，包括布里斯班大主教，表示他将退出该委员会。
为了在“政治高度紧张”、“战争造成了广泛的政治变化”的时候提供“权威的和不偏不倚的指导”，梅奥相信，澳大利亚需要一份期刊来发表详尽的和不偏不倚的政治和理论讨论。最初，由于订户不足，此类期刊的尝试失败了。不过，墨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