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他在对待孟什维克分裂活动的看法上，同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发生了严重分歧。1903年11月20日，他发表标志着“重大转变”的文章《不该这么办》，背弃马克思主义原则，从此与布尔什维克和列宁分道扬镳，堕落为孟什维克，在对待1905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上，都坚持孟什维主义的观点。然而在孟什维主义时期里，他不同于一般的孟什维克，在对待马赫主义和取消派等问题上，多次接近布尔什维克。正如列宁所说，他“采取了一种特殊的立场，有好多次脱离了孟什维主义”。
在俄国，他是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领域的人。他这方面的活动足从评论民粹派作家开始的。1888年发表了《格列布·乌斯宾斯荃》一文。之后，又写了《卡罗宁》（1890）和《纳乌莫夫》（1897）两篇论文。他认为这三位民粹派小说家的创作遵循了俄国现实主义传统，违背了自已的民粹主义及其理想，“创造了深刻的、真实的文学流派”，揭示了“与自己的概念极不符合”的现实图画；他们作为小说家所描写的一切，正是他们站在政论家立场上“所热情捍卫的一切”，他关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有可能战胜作家的政治偏见和主观保守倾向的观点，对于研究古典遗产是十分重要的。
他的《没有地址的信》（1899~1900）和《论艺术》（讲演提纲，1904），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关于艺术起源和原始艺术的经典论著之一。作者从唯物史观出发，提出了艺术起源于劳动的著名理论，认为不是游戏先于劳动，也不是艺术先于劳动，相反，游戏和艺术同属劳动的产物；认为原始艺术是由原始经济状况和原始生产力状况所直接决定的；认为原始人起初是用功利观点来看待事物，然后再转移到审美观点上去。在《论‘经济因素’》（1898）的手稿中及《从社会学观点论18世纪法国戏剧文学和法国绘画》（1905）、《艺术与社会生活》（1912~1913）等论著中，他反对庸俗社会学以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水平来解释阶级社会艺术的变化与发展，提出艺术活动是一种“离开经济最远的东西”，同经济基础的联系是间结的，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存在着许多“中间环节”，如社会心理、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即使在原始社会末期，艺术已开始受到诸如巫术、神话、宗教等的影响。在论述到阶级社会中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时，他强调阶级斗争对艺术发展的重大影响，“唯有注意了阶级斗争和研究了阶级斗争的种种不同变化，我们才能多多少少令人满意地弄清楚文明社会的‘精神’历史”；认为不同社会阶级的审美概念是很不相同的，文艺“所表现的是那创造它的阶级认为是好的和重要的东西”，“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是没有的。然而，他对文艺阶级性的论述，也有一些偏颇之言，如有时过分强调作家的阶级出身对创作的影响，有时声称未来的无产阶级不再阅读普希金的作品等。但是，他并没有把阶级性和全人类性绝对地对立起来，例如他曾明确指出，“弥罗岛的维纳斯所具有的这种关于女人外形的理想，是适合于白种人发展的很多阶段的。”
在《别林斯基与合理的现实》（1897）、《别林斯基的文学观点》（1897）、《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论》（1897）、《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观点》（1909）和《塔拉斯·谢甫琴科》（1890）等论文中，他批判了沃林斯基等对革命民主主者文学批评的攻击和歪曲，捍卫和继承了他们的文艺思想，并在艺术特点、形式与内容、思想性与真实性、现实主义等方面有所发展。
在一起他在《<二十年间文集>第三版序言》（1908）中，提出了文学批评的任务：第一，“将该文艺作品的思想从艺术语言翻译成为社会语言，以便找到可以称之为该文学现象的社会等价物”；第二、“对所分析的作品的审美价值作出评价”。他说，“批评的第一个步骤不但不排除第二个步骤的必要性，而且是要引出作为必要补充的第二个步骤来”。可见，除第一个步骤的表达不甚妥当外、总的来说还是正确的。
差不多与列宁评论列夫·托尔斯泰的同时，普列汉诺夫发表了《托尔斯泰和自然》（1908）、《马克思和托尔斯泰》（1911）与《再论托尔斯泰》（1911）等六篇文章，抨击资产阶级文人对作家散布的种种谬论，肯定了作家是“天才的艺术家”、心理描写的大师，其创作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这些文章的缺点是，未能把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和创作中的矛盾看成一定时期俄国现实矛盾的反映。
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
普列汉诺夫和家人
在《关于朗松的<法国文学史>一书的评论》（1897）、《无产阶级运动和资产阶级艺术》（1906）、《亨利·易卜生》（1906》和《斯托克曼医生的儿子》（1910）等文章中，他不仅对达·芬奇、巴尔扎克、福楼拜、易卜生和汉姆生的创作发表了许多深刻见解，而且对自然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