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或权力的其他表现乃是主要的“形而上”的精致学术研究。权力形式可以随社会和时代而变迁，但权力的中心是不变的。在所有人类交互作用中，存在精英和赤贫、知情人和局外人、上级和下属，每个人都表现了聚集、教养和权力作业。制度集中它，策略疏导它，但权力最终掌握在那些不能被社会学研究所忽视的个人手里。
在他第一部主要著作《新权贵》中，米尔斯运用工会出现的背景和历史联系来标明工会领袖的个性。工会领袖是新权贵，因为工会已成了一种新的权力结构。与之类似，工人领袖可比于最高统帅、议会议员、政治机器的工头、工人不满的调节者、经济学者，但又不等于所有上述这些。他的确是一位新的权贵，是必须用新范畴加以理解的人物。但他不在真空中活动，而是为资本主义前提的工会服务的工会必与私有财产相联系，而乌托邦和国家社会主义将瓜分私有财产，工会也会随之而消失。工人领袖的命运高于产业主的命运，在形式上，新权贵是以一种新的形式运用权力。米尔斯辨别了工人领袖中老干部（年龄较大较少知识，经验丰富，在“劳联”中大量活动）和新领袖（年龄较小，知识较多，经验较少，常在AFL中活动）的差别。他揭示了这些组织怎样不得不逐渐学会相互合作以有效地在美国经济危机时期管理工人。他分析了工人对共产主义的迷恋并得出结论，认为工人领袖将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仍然反对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将对他们的权力产生一种威胁，因为不靠目前的方式行动会导致恶劣的公共关系。米尔斯警告人们关注到“合新政”确立自由主义方面的日益无能、消极保守主义的空洞无物和工人领袖则不愿意建立工人政党这一现象。他还提出了如知识分子在工会政治中的矛盾作用有可能进一步明朗化。
在《帕托利肯之旅》（与大克莱伦斯和罗斯·凡·孔德生合写）一书中，米尔斯仍然采用了传记法写出帕托·利肯移居纽约市的情况。在《白领工人》中，米尔斯认为传统的中产阶级——商人、农夫和手工艺职业成员在大公司和管理官僚制度的冲击下正在迅速消亡。新的中产阶级是由白领工人组成的，这些人的生活受到他们自身之外的无数力量的控制：他们的任何历史乃是没有事件的历史，他们所有的任何共同利益并不导致他们的团结，他们所拥有的任何未来将不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未来。一方面，在庞大的“伦理上帝”前他们几乎千人一面的模样，他们同工作相异化，没有真正的价值，几乎没有像“空态”、“创造性”这样可以理解的理想，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从白领工人队伍的金字塔底层升上来的人来说，权力又的确是自然增长的，因此，最高经理技术人员正在取代过去的产业主并改变着经营和职业的性质。因此知识分子变成了官僚制的技术人员，工人则成了社会的一名推销员——这个社会越来越像一个大的市场，成功在人品市场上是对于生存至关重要的，而经理则被一大群日益庞大的专门职员包围着。
以新的（或激烈变化了的）阶级的出现表现在新的不同的生活风格中。对白领工人来说，离开工艺和机器人式的例行工作反映在一个没有价值的生活中，因为工作场所没有自我检测、责任和个人成长水平标示的职能。在政治上，这表现为冷漠（这是不确定和不安全的伪装）和虚假的自我意识。虚假意识，经过大众传播工具的培养，将中产阶级错误引入了一种虚妄的世界观。因此新中产阶级是向外出售的阶级；只要谁似乎足够可敬，足够强大，谁就可能进入这个阶级。米尔斯曾在一篇短文中表达了这样的关注，工人在多年挣来的一点闲暇时间中获得的东西，由于工作的枯燥性而被抵销，而剩下的则在大众媒介制造的消遣中丧失无遗。
工作不满足人的需要闲暇，却产生了空虚的不安。
《权力精英》几乎是《白领工人》一书的姐妹篇，此书提出并非所有人都是中产阶级的一分子，某些个人夺取了权力，他们主要以能力改变平凡百姓的日常生活，依靠的不是仅仅适应时代的要求，而甚至是创造这些要求。他们占据了“社会结构中决策方略的位置”，而这其中多数分布在国家、公司和军队的主要各级机构里。权力精英通过相对少数巨头公司支配经济，把政治秩序转变成一种行政性的国教，使军队成为政府最昂贵的一部分，他们构成了一个相互理解、容忍和合作的具有自我意识的阶级。精英分子依靠操纵和创造形象和姿态生活，他们从任一方面——不但在财富和威望，而且在品性上都被视为高人一等。浪漫主义又将这超阶级描绘成无能，因为它自我取消了竞争和选民中的失败，但米尔斯坚持认为，这具有持久的力量。权力精英所包含的结构是这样一种结构，倘若可怕，不道德的事和其他许多东西被吸收进一个新的上流阶层，大众将被地位和卑微所迷惑，结果是：那些有权的人没有意识形态并且感到没有要些什么的必要——这些人是思想的不至之地，他们成了毫无正当外表之士。这种没有思想构成了“较高级的不道德”——它鼓励了当代美国法人权力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米尔斯把他的基本思想运用于《世界战争的诸原因》一书中。在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