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的是君主巩固政权，守国安民的方法和原则，比《二柄》之专论驾驭群臣的手段即所谓“术治”范围更宽，对象更广泛。它论述的不仅仅是君臣关系，而是如何治理整个社会，使国君统治下的人民“贤不得夺不肖，强不得凌弱，众不得暴寡”，令“贞士”（行为正派的人）不失份，奸人不侥幸（不能侥幸逃脱惩罚）这样的大问题。
战国末世，天下大乱，社会矛盾日趋激烈。先秦诸子为了治理这种病态社会，儒墨道法开出了各不相同的处方。作为后期法家集大成者的韩非，深知要巩固君权，维护社会秩序，改变社会风气，既不能“法先王”，空谈“仁义”；也不能寄希望于天下人推“兼爱”之心；更不能自欺欺人，以“无为”取得“无不为”。韩非重实际。他深知，治理国家、社会“不独恃比干之死节，不幸（侥幸）乱臣之无诈”，意即：不能靠希望出现比干那样的忠臣，也不能心存侥幸希望乱臣贼子会改变初衷，改恶从善。治国不能靠人治，只有厉行法治，严刑峻法以临天下。在《守道》这篇论文里，韩非阐明了法家几个重要观点。首先，他对“法”的作用作出了明确的界定：“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则伯夷（好人的典型）不失是，盗跖（坏人的典型）不得非。”法家重刑赏。人有功还是有罪，这功、罪是大还是小，刑赏如何作出判定才不失其宜，必须有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法”。订下这个标准就是立法。
其次，韩非表明：赏罚必须从严从重，这就是本文起笔所说的：“圣王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从而产生一种强大的社会效应：“善之生如春，恶之死如秋”——好人好事，得以生机蓬勃地发展，如草木之沐春阳；坏人坏事，必使之立即全部枯槁，如恶莠之萎秋风。只有这样，才能“以其所重禁其所轻，以其所难止其所易”。——以严刑惩处那些即使只犯了轻罪的人，用难以承受的重罚制止人们触犯那本来容易避免的小错。
《守道》文中包含了预防重于惩罚的思想和天下归于公平的向往。严厉的执法使那些力士、勇者“自极+权衡”（行事之前，充分作自我考虑），不敢肆行无忌，胆大妄为；即使孟贲、夏育那样的大力士，也不能不估量敌手；盗跖那样的巨盗’行动也不能不预计后果，有所收敛。这样，社会就会出现“暴者守愿（老老实实），邪者反正。大勇愿\"巨盗贞（正派），则天下公平，而齐民（平民）之情正”的良好风气。
在这里，透露了韩非对公正、公平社会的向往之情，尽管只体现在口头议论上。文中说到：当善恶之报鲜明时，人民互相鼓励，乐于为国为君尽忠出力（故民劝极力而乐尽情，此之谓上下相得）。当执法“以其所重禁其所轻，以其所难止其所易”时，社会上就会出现“君子与小人俱正，盗跖与曾、史（曾参以孝闻，史鱼以廉洁著称）俱廉”的大好形势。一个社会，如果邪恶成风得势，绝不可能出现公正与公平；如果邪不压正\"社会风气良好，“暴者宁愿（恶人变得老实了）”，人类社会生活中才有公正、公平可言。韩非不可能了解公正、公平应该首先体现在经济生活中，体现在政治待遇上；但他至少知道，没有公正与公平，就将影响社会结构基础的稳定，最终危及诸侯国主的统治。
《守道》对当时诸侯国主最有吸引力的很可能是“恃怯之所能服，握庸主之易守”这两句话。怯者怎能制服强人，昏庸的君主怎能轻易地保住他的权位呢？韩非用了一个形象生动的比喻：制服老虎，只须有一个坚实的笼子把它关起来；禁止奸邪，只须依靠严肃的法令管住坏人的行动。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那是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控制它，即使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难以制服它。一旦关在笼柙之中，它的活动能力受到限制，怯弱者也可以管住它。同样的道理，“法”对于人，也是一种强有力的限制。君王手中掌握了“法”，哪怕他只是一个平庸之主，也能制服盗跖那样的巨盗。笼子限制了猛虎的活动，使它无法施展其爪牙；严刑峻法限制了社会上的强暴之徒，使他们不敢以身试法。君王手中掌握了法，就具有生杀予夺的力量，他就能营造“善之生如春，恶之死如秋”那样的社会风气了。
用人（节选自《韩非子》）
闻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顺人而明赏罚。循天则用力寡而功立，顺人则刑罚省而令行，明赏罚则伯夷、盗跖不乱。如此，则白黑分矣。治国之臣，效功于国以履位，见能于官以受职，尽力于权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胜其官，轻其任，而莫怀余力于心，莫负兼官之责于君。故内无伏怨之乱，外无马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讼；使士不兼官，故技长，使人不同功，故莫争。争讼止，技长立，则疆弱不觳力，冰炭不合形，天下奠得相伤，治之至也。
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贤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万不失，则人力尽而功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