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管制放蛊的人民间放蛊害人的事，也常在刑事案件中传到朝廷。宋仁宗庆历八年，仁宗一天翻看福建路奏报朝廷的刑案，发现民间常有人放蛊害人，仁宗非常难过。又一次在刑事案件中。叙明福州有一个叫林士元的医生用中药治疗蛊毒，很有效果，仁宗告知近官：可将林士元的治蛊药方交给宫中的太医审查，连同太医们搜集的治蛊秘方，汇为一编，印成专书，颁发各路，转发各地民间使用。
宋朝对于民间有过放蛊和养蛊前科的人，管理非常严格。太祖乾德二年下令将永州养蛊的人三百二十六家移往当地的穷乡僻壤，不准他们进城。明朝发生的放蛊事件蛊除了种类不同外，还有一定的期限。中蛊的人在一定的期限里，蛊毒就会发作，发作以后，有解药可以解除，如果超过一定的期限就无药可救。
明英宗正统间，江苏省吴江县的商人周礼从小在外经商，有一年到广西省思恩府，无意中遇见了一位中年陈姓寡妇，经媒人说合后，周礼答应入赘陈家为赘夫，自此他就在当地落了籍，不久生下一个儿子，光阴荏苒，一晃就是二十多年，他的儿子也有十六岁了。人到中年以后，想起年轻时候的事，也会有落叶归根的念头，他的妻子劝止不住，只好由他去，并叫儿子跟他父亲一同回吴江老家瞧瞧，陈氏放了一个蛊给周礼，暗中告知儿子说：“你爸爸肯回来，就为他解蛊。”周礼父子回到吴江故乡，不到一年，周礼的蛊发作，每天要喝饮水一桶，肚子涨得像水桶大，他的儿子向老爸说：“爸！我们还是回广西吧！”“我也想念你的母亲，但是生了这个怪病，走不动啊！”“爸，你这个病我会治。”“你又不是医生，你怎么会治病？”他的儿子照着他母亲教他的方法，将他老爸的蛊病治好，周礼的肚子里吐了一条活的鲫鱼，这条鲫鱼就是他妻子放给他的蛊。
湘西的“蛊术……”和泰国的“降头术……”被称为东南亚两大邪术。湘西的蛊术和湘西的赶尸一样，到现在也没有能指出它的真实情况来。和赶尸不同的是，放蛊几乎在湘西地区都有留传，而赶尸主要流传于湘西沅陵、泸溪、辰奚、溆浦四县。蛊在湘西地区俗称“草鬼……”，相传它只附在女子身上，危害他人。那些所谓有蛊的妇女，被称为“草鬼婆……”。
所谓的放蛊方式和蛊到底是什么样子，除了代代相传的说法，谁也没见过，但却根深蒂固的留在人心.苗族几乎全民族都信蛊，只是各地轻重不同而已。
在苗族的观念世界，蛊有蛇蛊、蛙蛊、蚂蚁蛊、等类。蛊在有蛊的人身上繁殖多了，找不到吃的，就要向有蛊者本人进攻，索取食物，让蛊主难受，就将放蛊出去危害他人。
其实这种令人生畏的蛊，并非苗人的专利。蛊术在中国古代江南地区早已广为流传。最初，蛊是指生于器皿中的虫，后来，谷物腐败后所生飞蛾以及其他物体变质而生出的虫也被称为蛊。古人认为蛊具有神秘莫测的性质和巨大的毒性，所以又叫毒蛊，可以通过饮食进入人体引发疾病。患者如同被鬼魅迷惑，神智昏乱。先秦人提到蛊虫大多是指自然生成的神秘毒虫。长期的毒蛊迷信又发展出造蛊人的观念和做法。据学者考证，战国时代中原地区已有人使用和传授造蛊害人的方法。
苗族多处偏僻地区，旧时医学落后，许多疾病得不到有效治疗。故每遇就诊无效，动辄归咎于蛊。随着苗族地区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医疗水平的提高，蛊术迷信现在在苗族地区的影响越来越小。
放蛊，在湘西苗区，为女人的专利，称为蛊婆。虽然谁也拿不出具体的证据，外人甚至本地人都对蛊婆的存在深信不疑，甚至有“无蛊不成寨……”的说法。某某贫苦褴褛的老年妇女被村人指指点点交头接耳地认作蛊婆，一世翻不了身，最终在贫病中终老死去，原因可能是多年前某个吃了她一块甜糍粑的小孩回家后得了莫名之病猝死，便被认定她在食物中放了蛊。苗地多瘴气，多毒虫，莫名猝死的人不算少，蛊婆因此有了在流言蜚语中无中生有的坚实基础。对于山外来的旅者，蛊的神秘和可怕更加刺激人的神经。据传，蛊婆中有不少是年轻女人，孤身寡居，她们如看上哪个外乡人，便在他喝的茶水中放蛊，外乡人于是得了奇怪的病，辗转旅栈不能起行，延医请药都没用，最后经明眼人指点方知是中了蛊，唯有放蛊者本人才能解治。蛊婆以此控制了这个倒霉后生，将他老老实实地收在身边。放蛊的作用不全在取人死命，更为了控制人、要挟人，这或许是比死更令人胆寒的事情。
这种蛊，是女人在山中捉来毒性极大的毒虫，有时是一条蜈蚣，有时是一只蝎子，回家在瓦罐中用自己的经血喂养，每日对其念咒施法。养成后的毒虫极肥极大，焙烘研磨成粉末，藏于指甲内，向人家的茶碗很隐蔽地一弹，蛊便放好了。据说这一弹的手法也很讲究，有一指弹的，有两指弹的，中毒者症状较轻，能够治愈；并三指或四指所放之蛊就非常险恶，属于不治之症，中者必死。当然蛊婆自己是可以解的，而且自家的蛊自家解，就算求别的蛊婆也无济于事。
而南洋两大邪术，一个是苗疆的蛊术，还一个就是泰国的降头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