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获博士学位后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1950年回国。程开甲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开拓者之一，我国核武器试验事业的创始人之一，是核武器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
程开甲当时任核试验研究所所长。1964年我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根据他的建议，否定了原先由苏联专家提出的“空爆”方案，改为“塔爆”；也是他提议，核试验应由“地面爆”及时转为“地下爆”。程开甲教授对于“地下爆”的选址要求是：第一，别掀顶，如果把山顶掀开了，将会造成很大的事故；第二，核物质不能从坑道中冲出来，冲出来也是大事故；第三，不能泄漏，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之所以由“地面爆”转为“地下爆”，就是要避免大气污染；第四，附近有一条孔雀河，起码要确保30年内河水不会遭污染；此外，还有一个要求，即整个核爆炸过程在地下是个什么样的图像，最后要描绘出来。
地下核爆炸的选址被圈定在一定范围内，面积大约有几百平方千米。欧阳自远带领的“219”小组的任务，就是在这几百平方千米内，选出适合地下核爆炸的确切地址。
茫茫戈壁，满目黄沙。因为附近没有人烟，小组成员每次出去都要在包里装上好几个馒头，带上一壶水，饿了就在野外啃干馒头吃，渴了就喝几口水，不知道有多少汗水流进了黄沙。半年后，通过科学的分析论证，他们初步选定了试验区，并系统提交了地下核试验场区的各类研究报告。这其中付出的努力是常人无法想象的，遇到的困难也一个接一个。
从地质要求上说，石灰岩不利于地下核爆炸，美国都是在硅酸盐岩石中做地下核试验的，如火山凝灰岩、砂岩和花岗岩，这些岩石的二氧化硅含量都在60％以上。硅有一个特点，就是爆炸后会变成玻璃，自然把那些放射性物质裹在里面，如果遭遇地下水浸泡，也不会溶解造成放射性污染。而石灰岩在核爆炸后，只能烧成石灰，遇水马上溶解，势必会泄漏出来。而“219”小组选中的核爆炸地址就只有巨厚的石灰岩层，符合地下核试验的地形、地貌、结构、地下水等条件。为了让石灰岩爆炸后变成玻璃，“219”小组先后用了两年时间。
其他方面的困难，也非亲历其境者所能想象。
如何确定被选定的山不被核爆炸掀顶，不会有核物质泄漏出去，必须要事先进行精细地研究。因为山体很大，每次爬上山顶都需要小半天时间，常常是早晨出发，到达山顶已经是中午了。但更繁杂琐碎的工作还等着欧阳自远和“219”小组的成员们。他们必须走遍山上的每一个峰谷，踏遍山上的角角落落，把山上的每一条裂缝和断层都发现、测量并记录。而山上那数千条裂缝，每一条都需要进行详细准确的测量记录，每一条裂缝是怎么个方向，裂缝的宽度是多少，延伸有多长，气体是怎样沿着裂缝蹿出来的……每一项都马虎不得，每一项都要一丝不苟，一一测量，一一记录，一一分析，然后经过严密地计算，以确定每一条裂缝既不会成为大山掀顶的决口，也不会有放射性物质跑出来。
测量分析防止水污染问题，一样需要极强的责任心和坚韧力。这一片地质构造是什么岩层？地下水流向各处岩层的厚薄是多少？地下水怎么流过去？在各处的流速多大？如果有放射性物质，岩石本身能不能吸附一部分？如果不能，是否能加点什么东西，待起化学反应后将其锁住？还有，怎样可以保证河水30年不被污染，不到30年有没有可能出现污染？一切都需要反复勘探，并对每一种放射性核素被地下水携带的搬运方向、搬运速度和搬运量做大量的模拟试验。
披肝沥胆、披星戴月、殚精竭虑……似乎没有哪个词汇可以详尽地描述出那段时间的艰辛。
程开甲教授向“219”小组要的，只能是确凿的证据——既有扎实的试验基础，又有数理逻辑说服力的证据。
没有一个门外汉，能说清楚“219”小组在大西北的那些日子，只能用几句俗话匆匆带过：翻山越岭，宵衣旰食，冥思苦想，永不言败。
所有的问题和难题，都被“219”小组踩在了脚下，国家也给他们提供了远超出想象的设备条件。
因为快要废除军衔制了，欧阳自远至今还记得，就在这之前，有一位上校找到欧阳自远，问他需要什么仪器，开个单子。欧阳自远按照所需开了长长的一个单子，递给上校。上校接过单子，问他需要多长时间内把仪器买到。
在“219”小组需要的诸多仪器里，只有少数国内可以生产，多数只能买自国外。如伽马射线能谱仪、原子吸收光谱仪，X射线谱仪，以及各种物理力学的试验机等等，都出自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因为大多具有敏感色彩，去国外订货时，要经过不可预知的谈判，而且当时的新中国还没有和这些国家有直接贸易，购买需要通过香港中介……即便这些都可以解决，仅国内的审批就需要耗费许多时日。欧阳自远深知其中的重重关山，便对他说道：“越快越好，这些仪器现在就出现在实验室才好呢。如果能在半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