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强敌入侵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将永标史册。
“洋鬼子”与义和团
清帝国的官员到人民，对洋人的鄙视惊人地相似：“非我族类，其人必异。”整个大清子民差不多都深信洋人不是人，是某种动物。有一位叫汪仲洋的写他第一次见到的英国士兵：“鹰鼻，猫眼，红胡，双腿不能弯曲，因此不能很快地奔跑，眼睛怕光，因此到了中午就不能睁开……”
大学士倭仁为了避免在和洋人接触的总理衙门上班，故意从马上摔下来而请长假。当朝廷免除了他的职务后，就“豁然痊愈”。
大学士徐桐也是一个极端厌恶洋人的高官，他的家在洋人居住的东交民巷旁边，于是他每天上朝宁可从后门出去绕远路，也不愿意从洋人的使馆门前经过。后来他干脆把院门用砖头堵上，并在门上贴了一副对联：“望洋兴叹，与鬼为邻”。
除了这些高官仇洋，最底层的农民也都把仇恨集中到洋人身上。北方爆发“扶清灭洋”的义和团。数百万流民涌入城镇，深信能够“降神附体”，“刀枪不入”，“闭住枪炮”等。他们杀洋人，杀中国的基督徒，烧教堂……他们到北京各王府内演示“神功”，使得一些贵族高官战战兢兢，连慈禧太后也对其法术深信不疑：“有如此之神勇义士，定能灭洋人，保我大清江山。”因此贸然下令攻打使馆，向八国同时宣战。
洋人军队到达天津大沽口外准备进攻北京的时候，义和团宣称他们可以让渤海的海水瞬间干枯，从而令洋人的军舰搁浅……天津战斗时，洋人的枪炮实在厉害，义和团首领向清政府保证，可以将洋人的枪炮“闭住”，但是只能“闭住六天”。他们说和洋人的战斗是“神”与“鬼”的战斗“洋兵与拳民交战，拳众只作揖，不动步，即能前进。作一揖，进数百步，作三揖，即与洋兵接，洋兵不及开枪，身已被刃。”
红灯照更是邪术的产物。义和团认为洋人之所以厉害，教堂之所以久攻不破，是因为洋兵额前抹有女人阴血，或者是用女人秽物抹在了教堂壁上，使义和团请来的众神神力发挥不出来。朝中高官，专与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作对的“老左”徐桐也说，洋人弄来许多女人阴门，摆在了东交民巷，大摆“阴门阵”，所以久攻不下云云。于是，义和团为与洋人比法术，弄来许多没出嫁的十五六岁的女孩，谓之她们真元之气未散，能破洋人秽术。她们扎红带、裹红巾，红肚兜上写“护心镜”三个大字，走路如舞蹈状，左手持红巾，右手摇纸扇或提红灯，号称夜里飞潜至城里教堂，放火杀人，甚至能飞至外洋烧杀洋人，因而被北方农民尊崇称为“圣母”。然而这些“法术”终究没有发挥用场，大批大批的农民在洋枪洋炮前因为这种愚昧的骗术而成片倒下。
发现国宝
19世纪末，清帝国已是奄奄一息，然而在文物考古上却接二连三地发生重大事件。1900年5月的一个清晨，敦煌莫高窟的住持人王道士（王圆）正在一个洞窟里清扫积沙。当一大堆积沙被清除之后，洞里发出一种奇异的声响，一面洞壁因失去了积沙的支撑，壁土开始层层剥落，墙上出现了裂痕。王道士惊诧之余用手敲敲，里面竟是空的！这无意中的叩击，竟叩开了一座千年秘室———北宋晚期僧人们封掩起来的一个藏经洞！只见里面从地上层层堆码着早已发黄的纸卷和丝织物，一直堆到洞顶。人们从这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洞窟里，先后搬出了四万多件手写经卷、唐抄古书、唐拓碑片和历代各类古物！
1899年，紫禁城里的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金石学家王懿荣生了一场病，命老仆人去中药铺抓药。这个熟谙古文字的王大人，望着五味杂处的药罐忽发奇想———这“龙骨”上的横竖道道，会不会是有人故意刻画的呢？假如刻画的是一种符号、一种文字，传那又递着一些什么信息呢？想到此处，王大人遂命仆人将那家中药铺的“龙骨”全部买下，继而又跑遍全城，收购“龙骨”。于是，“龙骨”的产地就成了一座格外诱人的宝库。河南商贾起初封锁消息，大摆迷魂阵，说是在汤阴。大学问家、上虞罗振玉加以考证，查实了“龙骨”的出土地是河南安阳小屯村，而且确定了这儿即是史书上记载的殷墟———商朝后期的政治中心。
清末，在陕西西安城以西、渭河以北，扶风县和岐山县之间出土了包括毛公鼎、散氏盘、大盂鼎、小盂鼎、天亡簋、何尊、墙盘等在内的标志着西周王朝社稷的礼器。该地区早在宋代就出土过著名的“穆公鼎”，宋代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和王俅的《啸堂集古录》都有著录。扶风县庄白村微氏世家窖藏，一窖就出土青铜器一百零三件。岐山县任家村的一处窖藏，亦是一坑达一百二十余件青铜器。1901年出土的著名的蝉纹木乏禁，为当时出土的唯一的一件青铜木乏禁，举世轰动。著名的盂鼎、大丰、毛公鼎、大克鼎均出自这一带。
《永乐大典》被八国联军当作砖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