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之‘重’，一读重叠之‘重’。”又写出一个“重”字，指着说：“此字才读作出入的‘出’呢！”众人都围上来打趣，问他作何解释，纪晓岚笑道：“两山相叠，自然读作重叠之‘重’；一座山本已很重，再加上一山，那岂不是其重无比了么？故又读‘重’！”他再指着‘重’字，继续说道：“此字上下结构，上千下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居家而不出，何以致千里，故应读作‘出’字。”
刘墉听完笑道：“贤弟好机敏！”纪晓岚摇摇头回答说：“哪里哪里，是年兄您教得好呀。”
纪晓岚开药方
乾隆五年的一个秋日，天高云淡，金风送爽。17岁的纪晓岚，和刘墉等一帮年少学优的官宦子弟聚在一起，研讨经史，褒贬时事。纪晓岚说大可不必迷信古代诗豪，他们的一些作品若细心探究，常常会发现一些不妥。有人故意和他为难，说道：“杜牧《清明》一诗，历代传为绝唱，你不妨来指点指点，这首诗如何呀？”众人听了，也跟着起哄。纪晓岚不慌不忙得站起来，狡黠地一笑开口道：“此诗有病，病在肿胀罗嗦，应当以泻药解。”众人迷惑不解，要他详细解释。他便继续说道：“先看首句，‘清明时节雨纷纷'，清明本就是节日时令，再加‘时节’二字又有什么必要呢？不如改为‘清明雨纷纷’岂不更好？！第二句‘路上行人欲断魂’，‘路上’二字也属多余。请问，哪个行路之人，不是在‘路上’呢？第三句‘借问酒家何处有’，更是不妥，‘酒家何处有？’本来就有问的意思了，是有人问人，无人便自问，才最合适呀。第四句‘牧童遥指杏花村'，‘牧童’二字更为欠佳。行路之人，见人即问，哪有专拣牧童问路的道理？！只留‘遥指杏花村’几字，则可。
这样清理句首之后，便成为：‘清明雨纷纷，行人欲断魂；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我这一剂泻药尽去他罗嗦繁复的毛病，省下来的诗文简洁优美。你们以为如何？“众人听完，无不哈哈大笑折服于他这一席雄辩。这时又有人说道：“‘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样的佳作，有没有可挑剔的地方？”“有。”晓岚不假思索，“这首诗的病处与前一首正好相反。是过于羸弱，应该大补方能完整。你想呀，旱了三月五月也是旱，但和大旱十年相比，程度就差远了，大旱十年之后，下了一场大雨，那高兴劲就无法形容了。‘他乡遇故知’一句，也是如此，离家乡三里五里，遇到故旧相知，当然高兴，离家万里之遥，遇到相知之人，那才更加高兴呢！男子娶妻，人生常理，但和尚是不许婚配，如能娶到妻子，则比常人结婚要欢喜诸多倍呀。监生的功名，是用金银钱财捐来的，多数人才学浅薄，竟能金榜题名，岂止是欢喜，那可大喜过望了！所以应改作：‘十年久旱逢甘霖，万里他乡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烛夜，监生金榜题名时。’”他的话一说完，大家已笑得前仰后合。
刘墉：祖传牛皮癣，专治老中医
刘墉刘石庵患有牛皮癣，每当发病的时候奇痒难耐，痛苦不堪。一些江湖术士知道这个情况后，经常打着名医的幌子上门骗取钱财。有一天又有这么一位，在刘府门前送帖子，上写：“祖传老中医，专治牛皮癣”。刘墉一见，心想就让他试试吧。于是接进府里好好招待。谁知这只是一个庸医，各种好药材都用遍了，钱花了不少，病却一点也不见好。刘墉一气之下把他赶出家门，并在自己门前贴一告示，上写：“祖传牛皮癣，专治老中医！”
张之洞在湖北开始创办洋学堂的时候，聘请了好多老师宿儒来当教习（等于现在的教授）。张之洞第一次对教习们讲话，说了句语重心长的笑话。他说：今天请到的老师们，都是“袞袞诸公”（衣服光鲜的样子，指做官），希望大家能够尽心尽力地教好学生。如果不能教好学生，便和开设这学堂的最初意愿相悖了，那么，只好是“诸公滚滚”了！
张之洞最讨厌人们用日本名词。有一次，他的一个幕僚草拟了一份文稿，他审阅的时候看到里面有“健康”一词，就批示说：“健康乃是日本名词，写文章居然用这种字眼实在是可恨！”这幕僚反唇相讥，在旁边标注说：“‘名词’一词也是日本传来的，用了岂不是更可恨？！”
清代的年羹尧，原来秉赋非常恶劣，粗鲁愚钝。后来是靠一位明师教导出来，而文成武就的。因此日后他对请来教导子女的老师也就特别恭敬、重视，优待异常。优待归优待，在老师教书的地方，他却贴了这样一副对联：“不敬师尊，天诛地灭；误人子弟，男盗女娼。”倒是直白恳切。
1896年，李鸿章怀着“联络西洋、牵制东洋”的心理，带领四十五名随员从上海出发，乘法轮赴欧洲考察。先出席莫斯科沙皇的加冕礼，继而访问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再渡海赴美，经加拿大、日本，于10月返抵天津。这趟欧美之行令这位在中国推行洋务改革已三十年之久的大臣大开眼界。不过在此期间李鸿章也出了不少洋相：
带上棺材一起走。出访期间，自然是各类物品、人员都准备齐全，出奇的是李鸿章竟然还带着一具棺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