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仍然心存希望，因为我认为美国正在觉醒。人们会因为一个简单的真理凝聚在一起，那就是：我们息息相关，我是我同胞兄弟的守护者，是同胞姐妹的守护者。而且仅仅相信这些是不够的，我们还应当努力将其变为现实。我的信仰教给我，我可以坐在教堂里，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祈祷；但倘若我不走出去，完成上帝交给我们的使命，我就没有按照上帝的意愿行事。
这就是为什么牧师们和世界宣明会、天主教慈善机构之类的组织正在利用自己广泛的经济影响力来消除贫困、抗击艾滋病以及种族冲突。许多宗教领袖们也在为了正义而工作，为了改革而奋斗。全国上下，无数宗教组织都在投资资助儿童日托项目、建立老年中心，或者以其他一些方式参与到复兴美国的重任中去。
然而，我们也明白，我们的价值观不应只是通过基督教堂或是犹太教堂，庙宇或者清真寺展现出来，还应通过我们的政府体现出来。毕竟，贫困问题与种族歧视问题、没有社会保险与失业人口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我们面对的这些挑战都不仅仅是在寻求完美的“十分计划”过程中出现的技术层面问题。这些是道德问题，深植于社会的漠不关心与个人的麻木不仁之中，源于人类的不完美之处。
倘若我们并没有用个人和集体的力量去全力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良知不会安心。
只要3700万美国民众生活在贫困中，却被华盛顿的领导者和媒体遗忘，我们的良知就不会安心。我们要响应《圣经》的召唤，去照顾这些“弱势群体”，让穷人脱离绝望……如果你每周都要工作四十个小时，那么你不应该生活在贫困之中。但我们同样也知道，单靠政府的努力是无济于事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生活中竭尽所能地帮助穷苦的人，如果我们没有做到，我们的良知就不会安心。
只要美国还有将近4500万民众没有医疗保险，更多的人为了偿付保险金而濒临破产，我们的良知就不会安心。我曾经庄严宣誓，在我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我一定会将医疗保险法案立法，让每一个美国人都享有医疗保障，将每个家庭一年的保险金下调2500美金。这不仅仅是一项政策或一种意识，而是道德承诺。
除此以外，我们还应当关闭关塔那摩监狱，不再折磨我们的敌人，因为我们本不应如此。这与我们所珍视的公平、正义的传统不符，这在拷问着我们的良知。
只要我们在伊拉克的战争还没有结束，我们的良知就无法安心。从战争爆发伊始，我就一直反对它，我为自己感到自豪，因为这样一场错误的战争本来就不应该得到授权，不应该发动。我已经制定好了一项计划，现在本应已经开始撤军，目标是在明年的3月31日之前，让我们所有的士兵回到家园。总统否决了一项类似的法案，但他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因此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直到这场战争结束为止。因为伊拉克战争已经不再是一个安全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问题。
而且我们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在在美国共有1200万无证移民，他们大多数人都在我们的社区中工作，去我们的教堂祷告，为我们的国家做贡献。
现在，我们这些神的子女，应当相信无论这个人来自何方，无论他是不是拥有合法证件，每一个人都有价值，有尊严。我们也相信，每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受到关爱，都应当有通过工作以养家糊口的机会。
但是作为美国人，我们也知道，我们国家是一个法制国家。我们不能允许每天非法越过我国国界两多千人，破坏国家法律。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有权利也有义务保卫国家的边境安全。我们还要考虑到美国民众的担忧，他们担心非法移民问题，并非是因为他们是种族主义者或者排他主义者，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在为养家糊口焦头烂额，非法移民的出现只能降低国家的工资标准。但我们在保卫好家园的同时，如果没能让那1200万无证移民，拥有通过缴纳罚款并在合法移民后面排队等待获得公民资格的机会，我们的良知也无法安心。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做出让步，这也就是所谓“和解”的含义所在。我们最终都不能转身离去，这样做不是为了让议案得以通过，而为了最终解决美国人民真正关切的问题，并实现所有兄弟姐妹们长久以来的希望，希望的只是能有机会实现我们的共同梦想。
这些都是考验我们良知的挑战，在考验着我们作为美国人和有信仰的人的良知，而应对这些挑战也并不轻松。世界上存在着真正的罪恶、困难、苦痛与折磨，我们在相信自己可以杜绝这些问题的同时应采取谦卑的态度，但这谦卑的态度不应成为袖手旁观的理由。我们不应当将面临的障碍作为愤世嫉俗的原因，我们应该尽自己所能，在明白其难度的同时不应从幼稚的理想主义转变为悲观的失败主义，而是应当接受现实——虽然我们无法一夜之间解决所有问题，但我们可以做出改变。
我们可以意识到，在联合基督教会的中心，这样的讨论还没有结束，我们的角色还没有最后确定。通过古老的经文和现代的声音，上帝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