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他国尊敬我们的原因不应只是我们傲视群雄的军事威力，而是我们伟大理想的神圣力量；如果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命运并非生来注定或由环境影响，那么我们就有责任保证百万富翁的孩子和靠社会福利过活的母亲的孩子享有同等的生活机会；如果，同为一国之民，我们实为一体，那么我们就不能让自己仅限于追求自我利益，而是应该携手所有美国人共同崛起。
过去，我们并非一贯按照这些理念行动，将来，我们还有可能会再次失败，但他的精神遗产却始终号召我们要勇于尝试。这个原因也正是我们不仅依然能听到鲍比的言语回荡在耳边，还能听到在他之前的约翰、金牧师、罗斯福和林肯声音的原因，那就是因为他们站立的高度与我们如今所处的位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现在让我们畏缩不前的原因是政治上的疑虑，那种宣扬“无法有所作为”及“做了也是徒劳”的政治。能源危机会危害到我们的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他们告诉我们，没有任何可以立即解决问题的妙计。上千个工作机会都在海外？其实那样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对于美国史上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反应迟钝，三天后才做出反应？布朗尼，你到底在干什么！
当然了，如果我们面对这些难题时也无能为力，如果我们没有承担集体责任去照应彼此，那么下一步顺理成章地就是让政府将税款退还个人，为民众减税，鼓励民众自己买医疗保险，自己规划养老计划，自己雇请儿童保育员，自己修建学校、公路和防洪水坝。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自负盈亏的社会”。不过在过去，这样的社会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那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即每一个人都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这样一来，当医疗保险金或学费增长过快，超出了个人的支付范围时，我们就可以对他们说：“你可真倒霉！”当一个孩子出身贫寒，我们就可以对他说：“还是自食其力吧！”当有工厂关闭，工人失业时，我们就可以对他们说：“要靠你自己。”
但这样确实行不通，问题依然存在。因为这种思想完全忽略了我们国家的历史。的确，我们国家的伟大之处在于个人的主动积极，在于我们对于自由经济市场的信任，但同样也取决于我们对于彼此的互相关怀，取决于我们的信念，那就是每个人都在这个国家有一席之地，我们共同生活其中，每个人都有机会。
罗伯特·肯尼迪提醒了我们这一切。现在他的声音依然在提醒着我们，不要再等到下一场飓风来临时才知道在一座美国城市的深处，在第三世界条件下生活的人们让我们所有人都显得拮据；不必再等到伊拉克死亡的孩子达到3000个，我们才意识到没有撤退策略的战争只会让我们所有的家庭都危在旦夕。我们现在不能，而且永远不能接受美国梦从我们这个国家消失。
我们应当用那些反问“为什么不存在”的问题去回答那些“为什么会存在”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我们会经常提及却从来没有实践。当被问及“为什么会有饥饿？”“为什么会有无家可归的人？”“为什么会有暴力？”“为什么会有绝望？”的时候，我们可以反问：“为什么没有好工作和高报酬？”“为什么没有完备的医疗保险和世界一流的学校？”“为什么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让我们将个人的潜力挖掘到极致？”
如果鲍比今天依然在世的话，我们很难将他进行归类，因为他不属于任何一种经常会让我们感到压抑束缚的政治家类型。他是共产主义的坚决反对者，但他明白，只有通过有效的外交手段，我们才能摆脱古巴导弹危机。他设法消除贫困，但同时也寻求当地政府的合作并发动社区群众。他的意志坚定，但同时也心怀宽广。
除此以外，他所提倡的理想主义并非是在意识形态范围内找到解决问题的平衡点或中间手段，并非是这样一种温和的中间主义。他所提倡的政治，在他内心中是深刻的道义层面的政治。他所提倡的政治建立在这个世界是对错分明的基础之上，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分辨清楚对错的同时制定好我们的法律，安排好我们的生活。
1967年，罗伯特·肯尼迪与著名民权运动家查尔斯·埃伯斯一起到密西西比河三角洲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访问。当他们从一间棚屋走向另一间棚屋时，他们亲眼目睹了这个国家的贫穷。有这样一个故事广为流传。他们曾经走进了一间几乎没有屋顶和地板、到处都是漏洞的棚屋中，肯尼迪看到角落里坐着一个腹部肿胀的年幼儿童。他三番五次地试图与这个孩子进行交谈，尝试了一次又一次，但那个孩子却毫无反应，也没有做出任何动作，甚至没有给出一个意识到他存在的眼神。他双眼圆睁，眼神苍白而冰冷，被贫穷摧残到让人难以相信他还活着的地步。
据说就在这时，肯尼迪忍不住开始哭泣。他转向埃伯斯问他：“一个国家怎么能允许这样的情形发生？”埃伯斯回答说：“也许他们只是不知道还有这样的情况存在吧。”
鲍比·肯尼迪终其一生都在竭尽全力让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他不仅让我们从麻木不仁中清醒起来，让我们勇于直面自家后院中悄悄降临的黑暗，而且告诉我们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