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4世纪所有可能的事物。就人类追求繁荣的欲望而言，他是一位开创性的思想家。
某些活力主义文学作品描绘了有兴趣为大众尝试或证明某些事物的探索者的形象。当然，成功的创新必然是公众事件，隐士的发明并不是真正的创新。但也有其他活力主义模式，阿玛蒂亚·森强调的“做些事情”就很符合活力主义观点，另外还有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森内特（Richard Sennett）近期的研究成果，他在调查中发现，许多美国人希望执行能“带来改变”的任务。例如，一位护士宁愿去大型城市医院的一线急诊室，也不愿做临时护士之类收入更多的工作。森内特认为，这些人有着对于“使命感”的深层需求。
最新一部涉及这个主题的书是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在2011年出版的《繁荣》（Flourish）。他认为，人们追求的是“福利”，但和自由一样，福利也由多个元素组成，这些元素可以测量，但作为整体的福利却无法测量。塞利格曼说，家庭调查报告中的生活满意度反映了我们当前的印象，但很少反映我们的生活有多大意义以及我们对工作有多大投入。在他看来，构成福利的要素包括生活满意度、敬业程度、人际关系、生活意义以及有成就的生活（为成就而成就）。他认为，每个要素都对福利有影响，但本身都是追求的目标，并且可以测量。这种关于美好生活的组成要素的分类显然是深思熟虑的产物，但并没有反映出活力主义对于“福利”的看法或者人类的真正需要。尽管塞利格曼充满热情地采用了“繁荣”一词，他却没有认识到与活力主义有关的高层次的繁荣活动：尝试、创造和探索。
那么当代的主流伦理道德观包含活力主义的看法吗？从我们熟悉的人中得到的印象未必可靠。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种志学者罗纳德·英格莱哈特（Ronald Inglehardt）及其同事开展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搜集了1991~1993年许多国家的家庭访问资料。针对“你在找工作时是否会寻找能发挥主动性的机会”这一问题，做肯定回答的受访者在美国占52%，在加拿大占54%。针对“是否寻找要承担责任的机会”这一问题，做肯定回答的受访者在美国占61%，在加拿大占65%。对亚里士多德伦理的实用主义解释也反映在这些调查中：“你是否在寻找有趣的工作？”做肯定回答的受访者在美国占69%，在加拿大占72%。相比之下，做肯定回答的法国人，对主动性占38%，对兴趣占59%，对责任占58%。
大国之间的差异较大。那么与大国相比，小国是否更关注集体而没有那么强烈的成功驱动力呢？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学家吉尔菲·索伊加在被问及冰岛公众对于新企业家的态度时说：“人们对企业家没有坏印象，他们只是努力思索如何实现自己的成功。”因此，有关活力主义反映了重要的推动力，并深刻影响了我们在社会中的体验和实现程度的讨论，依然是个有生命力的命题。
如上文所述，亚里士多德认为，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伦理观是普遍的人性。那么亚里士多德的观念（包括活力主义和实用主义两种解释）是不是社会的主流？这种观念从来都不缺乏对手。意大利经济学家帕斯夸莱·卢乔·斯堪蒂佐（Pasquale Lucio Scandizzo）提出，沉迷于思考的人也喜欢追随者，这显然是在谈论他自己的国家。社会上总是有人拥有为群体或社会服务的愿望，例如无国界医生组织；或者拥有表现奉献精神的愿望，如巴赫创作的清唱剧；有人喜欢社会企业家的角色，如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还有人醉心于追求和征服美色，如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和卡萨诺瓦（Casanova）。然而，这样的人生都不是活力主义的生活动力的反例，只是追求的方向不同而已。只是在大多数人心里，物质主义的美好生活概念同亚里士多德的观念旗鼓相当，并在某些国家占据主流地位。
从物质主义视角来看，大多数人的生活是由获取收益、积累财富或权力的愿望推动的。人们追求财富的持续积累，直到能支持高标准的消费或休闲甚至两者兼得。中国的主要改革者******宣称“致富光荣”。在加尔文学说中，获取财富能得到上帝的祝福，一个人积累的财富数量是上帝眷顾的标志——财富越多，证明其越受上帝垂青。在美国，人们普遍认为财富积累的主要动力是造福社会。然而，有两个最常见的例子表明亚里士多德的解释依然成立，即人们的生活是由对知识的渴望推动的。第一个例子是，在微软公司积累了巨额财富后，比尔·盖茨成立了规模庞大的慈善基金会，为促进贫困国家的经济发展寻求新途径。第二个例子是，德国商人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致力于获取大笔财富，并明确宣称这主要是为他此后对特洛伊城的研究提供保障。许多企业家创造的财富，其实是他们痴迷于尝试某个新奇创意而收获的副产品，其中包括雷·克罗克（Ray Kr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