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院编制，依据的是反映“资本市场宽度、深度和活跃度”的指标；第二类是选择在有组织的股票交易所公开上市的公司的数量，以在整个经济中占全部企业的百分比表示；第三类是在交易所交易的股票的市场价值，称为股票的市场资本化价值，以市场价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表示。鉴于近年来出现的所谓公司治理问题，这些制度对于创新的作用可能会受到质疑（从第九章开始要对现行制度的某些严重缺陷展开讨论）。不过，即使是非常不完善的制度，如果能同时帮助新旧企业通过上市或增发股票筹集资本，那就远远超过没有公共资本市场的制度。起步时规模很小的新企业在开发某些新创意时往往具有重要优势，而由家族控制的永远长不大的企业通常只能靠利润再投资或借款维持，时不时地还要申请破产保护，占用了原本可以用于创新型企业的宝贵资源。那么数据的分析结果如何呢？我们通过分析统计数据发现，这两类历史悠久的资本主义制度（资本获得和证券交易所）的衰退会影响工作满意度。杰斐逊倡导的创办小企业的自由对社会有益，而支持这些企业成长的制度也是至关重要的。
现代制度（如现代资本主义诞生时的制度）的普及和运转效果是否也会影响工作满意度？尽管对许多制度（例如专利法）的运转效果的测算存在一定的挑战性但答案是肯定的。因为通常来说，激进的新观念更容易在新企业产生，打破封建时代和商业时代中创立新企业和形成新产业的各种障碍，是建立有效运转的现代资本主义的重要制度准备。美国是在摆脱乔治三世的严厉压制、实现独立后才取得的这些成果，所以在概念上，取消政府审批制度的进步（如果有这方面的测量数据）可以帮助解释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工作满意度。这个领域的很多制度具有离散性和异质性，很难用量化指标测算。因此我们通过一些案例说明也不算太离谱。eBay网的创始人皮埃尔·奥米迪亚（Pierre Omidyar）在2005年对法国普罗旺斯区埃克斯市的听众说，他不可能在法国创建公司，但他没有说明原因，或许是因为不太方便讲。另一位著名企业家最近告诉英国首相卡梅伦，由于英国缺乏某些关键制度，因此不可能在那里创办企业。
现代资本主义运转所需要的一项基本制度是公司法：给公司提供面向债权人的破产保护，为公司提供防止经理人内部交易的保障，为公司提供防止雇员玩忽职守的保护，以及限制公司对雇员的苛刻要求等。历史上曾以“产业自由”的名义在一定程度上描述过这些概念，例如在前现代时期的原始资本主义中，土地所有者也可以通过雇佣合同请人收割作物。在现代资本主义中，公司和个人需要开展合作，各自投入资金或时间，很多工作任务是他们事先无法预见的，有些是紧急情况，有些只会在将来出现，因此雇员和雇主不可能在合同中把所有可能性都考虑进来。于是在合同未能覆盖公司经营中遇到的所有问题时，就需要法律对冲突的解决做出规定。如果缺乏这种法律支持，企业家或投资者可能会对新产品的开发举棋不定，因为发展前景的不可预见性需要他们招募或解雇员工，用更优秀的人才替代不合格的经理人，而法律不完善会给这些操作增加麻烦。创新并不总是会产生破坏作用，但回避破坏的做法会增加获取创新资源的难度。
最后，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也是显著影响致力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的制度因素。保守主义者依靠有限的数据和特定的理论跳跃式地得出结论：除极少数情况外，任何给政府赋权的经济政策的成本都高于收益。理论上可能有过这样的推测，认为政府对产业部门的各种干预（如多生产谷物、少生产布匹）对重商资本主义时代的田园经济是有害的，但从来没有人认为，教育投入的增加或减少会使创新偏离最佳均衡状态，或者会完全妨碍创新。我们其实并不清楚，某些具体的政府行为对经济活力乃至工作满意度会产生积极还是消极的影响。对于此类问题，往往有条件开展研究，并可能得出引起我们反思的结论。例如，前文提到的工作报告就显示：旨在促进弱势群体就业和提高自立程度的向低收入者提供的补贴（如美国的所得税抵扣政策）可以提高工作满意度。原因可能是，使这些边缘人群融入商业社会，有助于发挥一大群人的创造力，他们的天赋在以前通常找不到用武之地。
福利国家制度也是这方面的例子。我们还发现，在社会保险方面（医疗和养老，不含教育）政府支出水平较高的国家并没有压低工作满意度的迹象，当然这一发现可能是受了某些特殊国家的数据的影响，如石油资源丰富的挪威和音乐传统深厚的奥地利。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曾在1803年的论文《政治经济学概论》（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中分析了大政府引发的问题。他的大意是：
企业家们的心思本来是用在产品和工艺的改善上，以促进收入增长，但如果政府采购渗透入整个经济体，那企业家们就会不可避免地转向，去考虑如何发挥政治影响力，以争取政府的新合同，进而战胜竞争对手。因此，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