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4%。另外两个国有制比重小、劳动参与率高的国家是丹麦（80.2%）和荷兰（77.7%）。因此，不能证明社会主义经济具有提高劳动参与率的作用。这个命题的反命题似乎更有可能成立，只有两个国家例外：国有制比重较高的奥地利的劳动参与率较高，为76.5%；米拉诺维奇的数据没有覆盖的西班牙的国有制比重较低，劳动参与率也非常低，只有61.5%。
在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两个指标上令人失望的表现说明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完全没有实现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经常提到的经济包容性的目标：把适龄人口纳入主流经济活动，以便他们正常参与社会生活。某些社会主义领导人抱怨说，这是因为他们需要克服“多元文化主义”造成的障碍，但并不只是社会主义程度较高的欧洲大陆国家才面临文化、种族和民族多元化的问题，美国社会的多元化问题显然更严峻。社会主义在这方面失败的原因可能是，引发社会主义运动的对商业活动的厌恶本身就会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还可能是因为，在工作环境盛行官僚主义的国家（典型的就业类型就是待遇平平、较为枯燥的邮电局内勤工作）容易出现低劳动参与率和高失业率。这些国家的大量劳动适龄人口宁可在家里忙家务，或者到非正规部门或地下经济就业。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的电影《玛丽亚·布劳恩的婚姻》（The Marriage of Maria Braun）就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场景，在“二战”末期和之后的岁月里，德国女性逐渐加入经济生活，但是当她们的收入足以负担子女、厨房和教堂的需要之后，社会主义无法阻挡她们回归家庭。
对于某些国家在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方面令人失望的表现，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相对于可支配收入来说，这些国家的居民拥有较高水平的家庭储蓄。以21世纪初为例，在经合组织的大经济体中，储蓄较多的国家包括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而劳动参与率由低到高依次为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储蓄率最低的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和英国，而劳动参与率最高的则是加拿大、德国、英国和美国。最直接的因果关联是：高储蓄促成高财富，导致休闲需求增加，人们因此较晚加入劳动队伍和较早退休。不过只有西方七国才有居民财富方面的数据。一个间接的因果关联是：居民财富较多，给福利国家制度提供了必要的基础，由此可以免费提供很多福利，削弱了工作激励。欧洲中央银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就曾引用已故的经济学家鲁迪·多恩布什（Rudi Dornbusch）的话说：“欧洲人太富了，所有人不参加工作也可以得到工资。”
在就业领域，社会主义者声称的其他优越性还包括：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工作稳定性更高。他们的理由是，由于缺乏创新，换工作的现象较少，因此更稳定。然而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却不愿意接受缺乏创新这个假设来证明社会主义在就业上的优越性。我们其实可以设想社会主义经济有大量创新甚至做得更好，给企业的创新项目设置了某些障碍，但同时可以更好地开展长期项目。不过，大多数观察家在社会主义程度较高的国家看到的都是缺乏活力的现实。社会主义经济的崇拜者会说，由于制度本质不同，社会主义经济拥有资本主义所缺乏的平息周期波动的关键工具。
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给人的印象是，资本主义的确缺乏此类政策工具。美国经济急剧下滑，然后是漫长的“大萧条”，政府的货币工具却由于需要维持黄金价格而捉襟见肘，直到1933年金本位制最后崩溃。当然，这些货币工具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足以对抗结构性的变革力量，例如，将劳动力从建筑业和农业转移到汽车制造和其他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上。而在2008~2009年的危机中，美国吸取了上述教训，各国的货币当局并没有通过出售黄金阻止金价上涨。20世纪30年代的政府也没有什么财政工具对抗失业率上升。工程师出身的胡佛总统从未想到要接管私营产业，只是寄希望于大规模的水利和水电项目建设。不过，保守主义还是制约了美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兴建大坝和岸堤。就业问题最终被扔回给现代经济的基础——现代资本主义。相反，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中央政府在面临衰退时可以命令国有企业维持甚至扩大投资，似乎花再多的钱也没有关系。中国在前不久的全球经济衰退中就做出了这种反应，要求地方政府打开资金阀门，为更多的建设项目注入资本。
然而，最近几十年的经验并不能证明社会主义经济对经济波动有更强的抵抗力。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1985年，欧洲大陆社会主义程度较高的经济体经历了剧烈的就业波动（其他经济活动指标同样如此），简直称得上“第二次大萧条”。不过欧洲人并没有广泛求助于财政工具，面临类似衰退（程度先不论）的美国却动用了胡佛时代不为人知的财政工具——增加投资税收扣除和降低公司所得税，并推出了一些新工具，例如，保持收入中性的边际税率下调和增加工资所得税扣除。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