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车在街道和高速路上一路颠簸，到达目的地前几乎沿路掉落了一半的砖块。如果工人拥有个人收益权和可以增加个人收益的投资自由，那他们的努力、工资和自尊都完全可以提升到更高的水平。由于这些洞见，米塞斯被尊为产权理论的鼻祖。
米塞斯的另一项质疑针对“利润动力”。他专心研究苏联的做法，认为与利润驱动的企业相比，把企业作为官僚机构的分支经营的做法不会产生高效运营的效果。
整个过程背后的动力会对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产生影响，因为资本家和企业家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停地采取行动……如果没有这些私人所有者，市场将失去前进和运转的主要动力。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理人则缺乏这种动力，他们没有相应的激励措施来捕捉增加利润的机遇而忽略各种麻烦或政治代价。即使企业利润增加，中央政府也不会知道原因，经理人未必能得到赞扬。如果利润下降，上级有可能怀疑企业经理人的能力不如其他人。如果经理人和工人都清楚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创意不被他人窃取，他们当然就不愿意思考创新。另外，即使企业有了较好的创意，也没有合适的途径能让企业表达对这个创意的信心。而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理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不需要激励的，他们总是重复官僚主义的循规蹈矩，到处装模作样。他们会为晋升而展开竞争，但那种激励只会让他们回避任何可能失败的风险。由于这方面的洞见，米塞斯也可以被视为公共选择理论的鼻祖——专门研究政府部门这样的官僚组织中的个人权衡决策过程。
米塞斯的警告引发了经济学历史上著名的论战之一，对手是20世纪30年代在西方声名鹊起的杰出经济理论家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他在“二战”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已由共产党执政的波兰。对米塞斯提出的彻底的社会主义经济必然走向崩溃的观点，兰格站出来发起挑战。兰格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希望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又不至于走向米塞斯所预言的失败结局，则必须找到给劳动力、铁矿、铁轨乃至所有生产成果正确定价的办法。社会主义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所使用的同样的市场机制。与之前所说的一样，企业基本上依然是国有制，这些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企业可以把所有产品供应到市场上，而其他企业和家庭也可以通过市场反映其需求。与资本主义的情况类似，一些市场可以采取拍卖的形式，另一些市场可以采取其他形式。通过这种安排，价格水平就可以由市场决定。工资也可以用类似的办法决定，企业支付成本，个人提供服务，竞争机制可以确保类似技能的劳动力在标准工作周获得相同水平的报酬。如果有的企业向表现更努力的员工支付了更高的工资，其他企业也必须跟进。根据努力程度的不同，可以有两个乃至更多级别的工人。兰格对自己的主张非常自信，他开玩笑说，欧洲每个奉行社会主义的小镇都应该给米塞斯树立一座讽刺雕像，感谢他激起的这场论战最终证明社会主义并非“不可行”。事实上，波兰和匈牙利在20世纪80年代的确开展了这种“市场社会主义”的尝试。
然而，大多数兰格理论的研究者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在现实中也不能有效运转。与苏联采用的僵化体制相比，它可能是个改进，但并不能逃离彻底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局限性。米塞斯的利润动力理论指出，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动力对任何给定的市场价格做出反应，提供社会实际需要的产品数量，因此在供给不足问题较为严重的地方，产品价格会被推到很高的水平。米塞斯还指出，或许可以指望政府激励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理人“扮演”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商，有人也可能做得很好，但希望政府给经理人授予投资决策的责任，则是另外一回事。没有哪位经理人愿意为了促进整体经济的“效率”而使自己的企业缩小规模。那些社会主义者并不会对竞争性的社会主义的构想感兴趣，他们实际上都反对这套做法，因为他们希望接管此前由市场掌握的权力，在他们眼中，社会主义的根本点就是用计划改造国民经济。
当时还算年轻的哈耶克也把注意力转向了这场有关社会主义的论战，他对“社会主义计算”的话题提出了新见解。米塞斯关注的是激励，而哈耶克的观点则是从知识的角度出发。哈耶克首先提出，任何复杂经济体（复杂的原因是极强的现代性或多样性）中的技术知识必然分散在各个部门的参与者手中。任何想要制订计划（例如把资源如何配置给各个产业部门的计划）的个人或机构都需要知道所有部门的技术知识，从而设计出最适合各个部门的生产工艺。让所有掌握技术知识的人都集中起来为计划服务，成本将高得无法承受。即使能把所有技术知识的掌握者都集中到一座体育场里，过于庞杂的细节也将令计划者无所适从，无法将各种知识结合起来。因此中央计划不可能有效运转。
哈耶克喜欢找捷径证明同样的结论。现代经济具有独特的制度和文化，以及独特的生产工艺和资本品，不可能由某个人、某家企业或某个形式的组织独立建立起来，因为这个工程过于复杂。所以，它不是哪个国家的政府建立的，现在也同样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