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在4月底远征军败势已定时作过检讨：“缅甸战役失败之主因，是在作战方针为人转移，不能自主，而为情势所趋，不得不对美国有所迁就，然牺牲价值亦颇大矣”。5月初又谈到：“如果照我们原定方针，入缅国军全部集结在瓦城附近地区，待机决战，我相信一定可以打很大的胜仗。”宋子文也认为，蒋对“一般客卿待遇过厚，往往失其戒惧之心”。
亲历战斗经过的杜聿明则指出：英军作战不力，有些甚至不战而逃，而拥有指挥权的史迪威在战役指导中，过多强调进攻，没有注意到缅甸战场的实际情况，造成中国军队分割使用，疲于奔命，处处为英军堵漏洞的恶果。但“就中国方面说，蒋介石过分迁就英美，应负最大的责任”。
不管谁应该对作战失败负责，总之这次失利使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互生嫌疑，为他们之间合作最终破裂埋下了伏笔。
盟军在缅甸战场的失利，导致日军完全控制了滇缅公路，切断了西南最大的援华通道，中国的持久抗战面临新困难。蒋介石强烈要求中、美、英三国确实合作，迅速开辟新的援华交通线，这时英国也认识到维持与中国联系的战略重要性。三国领导人对中国战场国际交通线的战略重要性取得共识，为中印驼峰航线的开辟创造了先决条件。
中印航线西起印度萨姆邦，东到中国云南昆明，航程1100多公里，途中要飞越喜马拉雅山南段，平均海拔高达五千米左右，最高处七千米，在当时被视为“空中禁区”。因喜马拉雅山山脉蜿蜒起伏，群峰耸立，形状类似骆驼的峰背，“驼峰”航线因此得名。飞机在“驼峰”航线的飞行高度比一般航线高一倍，高空风云莫测，地面保障设施简陋，日军飞机又不断袭扰，堪称是当时世界上最为艰难的一条航线。3年中，中美共损失468架飞机，中美两国飞行员用鲜血和生命开辟的“驼峰”航线是建立在世界屋脊上的一座丰碑。
在缅甸陷落，滇缅公路被封锁后，“驼峰”航线的迅速开辟和不断扩大，打破了日本对中国的封锁，在1942—1945年之间成为中国战场的“空中生命线”，为对日作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三、出席开罗会议
1．蒋介石成为世界四巨头之一
1943年7月至8月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形势发展得很快。苏联红军在打击德国法西斯的战争中掌握了主动权并转入了战略总进攻，英美联军也先后取得了北非战役的胜利，击垮了意大利法西斯。德国占领下的法、比、荷、波、捷、挪威、丹麦、希腊、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了蓬勃的发展。同年8月，美军在瓜达卡纳耳岛消灭了日本的全部守军，日军丧失了作战主动权，美军转入战略总反攻。
在这样的形势下，同盟国召开三国（中、美、英）首脑会议，讨论与中国和亚洲有关的重大军事、政治问题，包括联合对日作战计划和战后处置日本问题。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召开的十几次最高级会议中唯一有中国参加的一次。能够参加中美英三国最高首脑会议，这不仅标志着蒋介石，也标志着中国在世界地位的上升。
弱国无外交，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在世界上毫无地位可言，毫无外交可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千百万将士的浴血奋战，终于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拥有了发言权，使英美等大国不得不重视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开罗会议是中国孤军抗战，打出亚洲，走向世界加入同盟国，挤进世界四强之一的第一个高峰会。
会议原本计划由美英苏中四国首脑参加，鉴于斯大林拒绝参加有蒋介石参加的国际会议，罗斯福和丘吉尔经商议决定把一个会分两次来举行：中国人参加，苏联人不参加的开罗会议，和苏联人参加，中国人不参加的德黑兰会议。
1943年10月28日、11月1日和11月9日，罗斯福先后三次致电蒋介石，建议在埃及的开罗召开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此外，11月12日，赫尔利以罗斯福特使身份来到重庆，与中方就开罗会议预先交换意见。赫尔利解释了罗斯福的用意，并强调：关于亚洲问题，中英两国如有分歧，罗斯福可以第三者的身份从中调解。蒋介石本着“无所求、无所予”的态度参加开罗会议。
会前他就中国方面对于将在开罗会议中提出的问题整理了一个意见：第一，在战略方面的主要提案为：反攻缅甸海陆军同时出动之总计划，成立中、美、英三国联合参谋会议。第二，在政治方面的提案为：东北四省与台湾、澎湖应归还我国，保证朝鲜战后独立，保证泰国独立及中南半岛各国与华侨之地位。第三，筹建战后有力的国际和平机构。第四，对日本投降后处置的方案。第五，中、美经济合作的提议。第六，对美租借物资的提案。
11月18日，蒋介石在宋美龄的陪同下，与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侍从室一室主任林蔚、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侍卫长俞济时等16人，自重庆乘飞机启程，飞往开罗，途经阿格拉、卡拉奇各留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