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9月23日，日寇出兵占领越南北部，迈出了夺取东南亚和南洋的第一步，这大大刺激了美国。9月25日，美国同意借给中国2500万美元；次日，美国又宣布对日本禁运废钢铁。蒋介石抓住这个机会召见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要求美国再多提供贷款，但是美国尚未认识到中国抵抗日本对远东以至世界和平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不必要给中国过多的援助，蒋介石的努力再次付之东流。
其实，由于各种因素，特别是法国战败，美国安全道德受到来自德国的挑战，其战略注意力和战略物资投入明显偏向欧洲大西洋方面，并开始形成“先德后日”战略构想。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在柏林签订了结成军事同盟的《柏林协定》，规定三国彼此承认德意在欧洲和非洲、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建立“新秩序”的特权。而且，每一个缔约国保证，如果遭到当时还没有介入战争的国家进攻，就互相支援。公约明确地把苏联排除在外，其目标无疑是美国了。
获得这个消息，蒋介石是很兴奋的，他对身边的人说：“德、意、倭三国同盟，果已实现，此在抗战与国际形势上于我实求之不得者，抗战必胜之局已定矣！”蒋介石于是向各战区将领宣示了一份手令，他认为《柏林协定》的出现，是“抗战最好胜利唯一的转机”，日寇分兵力弱，无力西进，可以放心。只是等候国际局势的转变，期待美英苏的合作，造成最后胜利。蒋介石的这种保全实力，坐视成功的消极思想，在国民党军队中起了很坏的作用。
欧洲与亚洲的法西斯已公然联合，把矛头指向美国。随着日本军队和舰队的移师东南亚，中国的命运开始同整个东南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就像三国同盟的缔结把欧洲战场与亚洲战场联结在一起一样。日军每一个向南发展的举动都使蒋介石的希望增一分，他并不是在做白日梦。美国终于意识到，战争已随着日本的扩张而逼近，其对华政策开始调整到援华制日的轨道，非军事地介入了中日战争。
三国盟约的订立使法西斯国家与英美等国双方阵线渐趋明朗，这显然是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国抗日方向的一种发展。蒋介石不失时机地展开了外交攻势，试图以中、美、英三国结盟来对付日本。
1940年11月5日，罗斯福当选为美国第34届总统，至此他已连任三届。蒋介石对罗斯福的当选十分高兴，立即致电祝贺，因为此前罗斯福是倾向援助中国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虽为美国之内政，然有关世界之安危与人心之振靡者极大”，“美国之民主，令人羡慕不已，特电罗斯福总统，祝其成功。此乃出余之至诚，而非可以普通应酬之电文视之也。”
11月9日，蒋介石分别接见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和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当面交出一份中、英、美三国合作方案。蒋介石在方案中提出三项原则和四项具体相互协助项目。三项原则是：中国坚持执行九国公约规定的门户开放政策；反对日本独霸亚洲的所谓“大东亚新秩序”；在认定中国独立、自由的基础上，作为远东及太平洋地区之和平基础。
四项相互协助项目是：发表宣言后，英美两国即共同分别借款与中国，以维持中国之外汇与法币信用。此项借款总额为美国二亿元至三亿元；由美国每年以信用贷款方式给中国战斗机五百至一千架，但本年（1940年）内先运华二百架至三百架。此外，并由英美两国供给中国以其他之武器，其数量及种类另行商定之；英美派遣军事与经济、交通代表团来华，组织远东合作机关。此项代表团之团员，得由中国政府聘为顾问；英美与日本，或英美两国中任何一国与日本开战时，中国陆军全部参战，中国全国空军场所，联军亦可使用。
美国认为蒋介石要求给予数亿美元货款和一千架飞机“令人惊愕”。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对宋子文说，要架飞机就“像是要五百颗星星”。蒋介石的要求虽被华盛顿婉言拒绝，但蒋介石并不气馁，他认为“英倭与美倭关系，皆无法改善，美参战时期将日近矣！”他还相信英美会认清中国所占的战略地位。
尽管美国拒绝了蒋介石结盟的建议，但后来罗斯福于担心“蒋汪之间正在进行一些活动”，要求摩根索迅速向中国提供一亿美元的巨额贷款，他对国务卿说：“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如果我不去做……就可能意味远东爆发战争。”
1940年11月30日，日本正式承认了他一手扶植的大汉奸汪精卫在南京成立的傀儡政权——伪中央政府，并签订了所谓“日华基本条约”。这说明日寇决心要摧毁重庆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本人，加深了重庆国民政府的危机，国民党军政人员中，开始出现大批投降日伪的现象。美驻华大使詹森警告华盛顿说：“若不给蒋介石在财政和政治上更大的支援，重庆政权的垮台就迫在眼前了。”支持蒋政权的中外人士也开始散布说中国岌岌可危，随时可能崩溃。
3．英美决定援助中国
美国、英国为了保护自己的东南亚的殖民利益，一直避免与日本交战。美国考虑到：中国和东南亚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