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国民政府积极活动的时候，发生了“天津事件”。鉴于欧洲局势紧张，为避免两线作战，英国首相张伯伦坚持实行容忍政策，反对制裁日本。7月下旬，英日在东京会谈，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英国完全承认日本侵华行动的合法性，承诺不援助中国抗战。英国此举遭到了中国的强烈反对和谴责，也使许多人开始怀疑蒋介石的苦撑待变策略究竟有几分胜算。
就在蒋介石的抗战热情大受打击的时候，美国政府正式通知日本，废除《美日友好通商航空海条约》。这是中日开战以来，美国政府所采取的第一个对日制裁措施，它为蒋介石期待已久的对日禁运铺平了道路，这无疑是对他莫大的鼓舞。
9月，时局发生了更大的变化，欧洲战争爆发了。蒋介石兴奋得如同见到了曙光，几年的死拼硬挡终于等来了国际形势的转机！所谓“苦撑待变”，就是期待国际矛盾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使中国得到强有力的盟友。蒋介石颇为得意地说，在两年多前，他就预想将中国的抗战坚持到欧战爆发，曾有人怀疑他的策略，现在这一预想终于实现了。他认为中国抗战最大的基本策略已经达成，“我国抗战两年，期待国际变化，今果有大变化矣……如我能择善固执，谨慎运用，余深信国家必能从此复兴也。”
借助外力一举解决中日战争是蒋介石的一贯战略。现在，蒋介石进一步指出，中国抗战的目的，“就是要与欧洲战争——世界战争同时结束，亦即是说中日问题要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欧战爆发，促进远东问题解决的中国抗战已与促进世界问题解决的欧洲战争，在东亚西欧同时并进，蒋介石正是从这里看到中国已经获得了一个中国问题将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的基础。蒋介石甚至更为直接地说：“今后我国之处世之道，反形简单，即对内建没根据地，对倭更作持久抗战到底，以待世界战争之结束而已。”其中虽不乏消极思想，但把中国的抗战与世界战争联系起来思考却是有远见的。
9月21日，罗斯福在国会发表演说，要求国会修改中立法，废除武器禁运的条款。对待中日战争，美国的态度是逐步扩大对日本的禁运范围。9月26日，罗斯福要求各有关企业停止出口11种指定的原料。12月，又把禁运范围扩大到包括制造飞机用的主要金属。
1939年，是国际局势初现转机的一年，但事情的发展却没有蒋介石设想的那样顺利，随后而来的是一段是漫长而焦灼的等待。值得庆幸的是蒋介石终于看到了转机，美国逐步疏远日本而悄悄地靠近中国，这对处境艰难的蒋介石来说是个鼓舞，使他更加坚定了持久抵抗的决心。
日本方面也在等待，等待重庆政府的投降或分化瓦解！在攻占武汉后他们已经成功地获得了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的合作，日本人希望这些资历老名气大的人物的举动能引发重庆的混乱，迫使蒋介石重新考虑同天皇的关系。与蒋介石谈判的“桐工作”进展并不能让人满意，1940年年初的时候，日本人突然发现蒋介石是在玩缓兵计，天皇赐给他时间反省，没想到他居然在谋划怎样更加顽固地对抗天皇。怒火中烧的日本人为了挽回面子，在1940年3月匆匆忙忙地在南京把汪伪政权扶植起来。
深陷中国战场不能自拔的日本人，也的确耐不住寂寞了，是啊，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早就被人骂臭了又怎能再司号发令呢。天皇在关内中国领土上需要的是一个能办事的臣子，不是掩人耳目的摆设！可是，汪精卫能让天皇满意吗？连日本人自己都觉得悬。
蒋介石没有因此遭遇太多的麻烦，他早就牢牢地把军队抓在了手中。得知南京汪伪政权出台的消息，蒋介石并没有恐惧。他只是替那帮自以为是的人惋惜，他们根本就不懂中国政治的特点嘛！其实从汪精卫出走河内的那一天开始，蒋介石就有疑问，他们难道不知道岳飞和秦桧的故事吗？
美国担心汪伪政权的出台会削弱重庆国民政府的权威。从而威胁美国的远东战略，3月30日，发表声明斥责了日本的举动，强调只承认蒋介石政府的合法性。
4月15日，日本外相发表对外声明，向荷兰政府提出保护荷属东印度的要求。美国认为这是日本南下的信号，立即做出反应，反对日本干涉荷属东印度的事务或改变其现状。6月，欧洲的战争形势迅速发展，德军所向披靡，仅用6个星期就打破了号称“欧洲最大的陆军强国”的法国。法国投降后，日本趁火打劫，向法国在亚洲的殖民地发起了攻击。
事实上，日本已决定进攻整个东南亚。6月29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发表了“谋求与亚洲各国共存共荣”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演说，将英、法、荷在太平洋的属地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亚、印度纳入“共荣圈”。日寇侵略东南亚各国，一是掠夺战略物资，再就是切断越南、缅甸通往中国的运输线，断绝国外对中国的支援，逼迫中国政府投降。
蒋介石怕的是日寇继续进攻中国的西南大后方，不过没有设想到日本这样疯狂地南进。蒋介石估计形势说：“倭加南进，则其必介入欧战，并与美发生冲突，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