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在一起的，它是这个战略中重要的一环，而以四川为抗战大后方的战略思路在几年前就已经在蒋介石的头脑中形成了。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为免除党政各首脑机关直接暴露于日军的攻击与威胁之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把政府迁移到洛阳。后又做出了一旦华东地区战事扩大，政府将退守中原与西安的打算。但作为国民党中央负主要军事与国防责任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认为：抵抗暴日，即使将中枢机构迁到洛阳，“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
中国要下定对日抗战的最后决心，就必须寻觅一个比洛阳、西安更为安全，而且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地区，来作为战时国家与政府的根据地。
其实在蒋介石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去处，那就是四川。早在民国初年蒋介石即认为：在中国各省之中，能作“革命根据地”的，“只有两省可当选，第一是广东，……其次就要算是四川了。因为四川人口众多，物产丰富，都在任何各省之上，而四川同胞的天性，富于民族的情感，一贯的忠于主义，勇于革新。”自此之后，蒋介石就始终看好四川，始终坚持其“蜀粤并重”的思想。只是由于川地军阀联合抵制中央势力入川，加之西南其他几省也不稳定，这一直阻碍着他的计划。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仍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四川的局势，想尽办法力图消除四川这个中国的重要省份的割据状态，只因长时期陷于与各地新旧军阀及中国共产党的战争之中，他也觉得力不从心。
1934年10月，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被迫开始长征，在湘江被阻击后转向进入贵州，一直觊觎着西南的蒋介石发现控制西南的机会到了。他在电令西南各地军阀调兵围追堵截红军的同时，派出大量的中央军向西南地区进发，企图乘机统一包括四川在内的大西南。蒋介石宁愿红军少吃败仗，而要让西南地方军阀多吃败仗，以达到将中央势力伸入当地、消灭地方割据、完全控制西南的目的，蒋介石的“追剿红军”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一石双鸟。
不过四川等地的军阀很快就识破了他的用心，在“剿匪”问题上也是三心二意的，不愿与红军拼个你死我活，在发现红军有很强的战斗力后，更是不愿恋战，只是希望他们走得越快越好。
这些地方军阀的伎俩又怎么能瞒得过精明的蒋介石呢？四川，他是志在必得。1935年3月，蒋介石打着督导剿匪的公开旗帜，怀着“追剿红军”、统一川政、寻觅对日抗战最后根据地的三重目的，率其高级幕僚陈诚、顾祝同、杨永泰、晏道刚等飞抵重庆，开始了他长达半年之久的西南之行，也开始了其策定四川抗日根据地的历程。四川等地的军阀毕竟不敢公开与蒋介石为敌，对他的到来当然只得强作笑颜，勉强欢迎。不过，彼此都心照不宣，倒也相安无事。
1935年3月4日，在抵达重庆的第三天，蒋介石就在重庆作了《四川应作复兴民族之根据地》的公开讲演，再次表示了他对四川的高度重视和殷切希望：“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国立国的根据地。无论从那方面讲，条件都很完备。人口之众多，土地之广大，物产之丰富，文化之普及，可说为各省之冠，所以自占即称天府之国，处处得天独厚。”正因为这些优势，所以“四川应作民族复兴之根据地”。
这以后，随着蒋介石在西南三省逗留时间的延长，他进一步加深了对西南三省地势、气候、矿藏、物产、历史、民风民俗的了解和认识，国民党中央势力也加速了对西南诸省的深入渗透及控制。
这年5月，蒋介石关于对日战争的国防布局渐渐地有了轮廓，“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路以西地区为主要阵地，以洛阳、襄阳、荆州、宜昌、常德为最后阵线；而以四川、贵州、陕西三省为核心，甘肃、云南为后方。”这个构想实际上吸收了蒋百里的抗日战略思想。蒋百里是民国时期中国著名的军事家与战略家，早在20世纪20年代，蒋百里就已预见中日之间必会发生大战，认为抗战的根据地应设在三阳（洛阳、襄阳和衡阳），决战将在平汉、粤汉铁路以东。蒋继承古典兵法，分析日本军国主义必然采用“速战速决”的作战方针，我则应事事与之相反，进行“彼第一，我第二”的“持久战”，以空间换取时间，相机予以打击。战力预置华东，引敌由东向西，轴向攻防。蒋介石特别敬重蒋百里的远见卓识，多次向他征求对日作战的意见，蒋介石的长江防线战略构想就是在蒋百里思想的影响下逐步完善的。
为了加强对四川的渗透，让川地军官多了解外界情况，增强与中央的亲和力，削弱川地军阀对地方的控制，蒋介石发起组建了峨眉山军官训练团。8月11日，蒋介石在峨眉山军官训练团又讲：“辛亥革命发端于四川。四川既为革命的发祥地，就应该做革命永久的根据地。革命之花，既由四川而放，亦要由四川来收革命最后成功之果。”他说：“我们本部十八省哪怕失去了十五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的强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