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下旬，上海战事的日益吃紧，为摧毁中国的抗日决心，日本还出动飞机频频轰炸南京。首都南京所受威胁日趋严重，迁移政府及国都之举更是迫在眉睫。11月12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就迁都重庆的事与国府主席林森进行了会商。13日，军事委员会有关负责人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等也频频举行会议，商讨政府的迁移事宜，“议定将南京非作战机关一一向上流移走，以备长期抗战”。15日，此时已代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职权的国家最高决策机关——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决定：“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迁重庆，军事委员会迁移地点，由委员长酌定；其他各机关或迁重庆，或随军委会设办事处，或设于长沙以南之地点。”迁都大计就这样定下来了。
11月16日晚，国防最高会议在铁道部防空室内举行，蒋介石以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的身份主持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明确告知与会者，国民政府将迁移到重庆。接着讲了迁往重庆的理由，他从弱国对强国作战来考虑，强调要有根据地的观点，是具有战略远见的。中国迁都重庆首先粉碎了日军妄图胁迫中国在南京作城下之盟，以达到其速战速决以屈服中国的迷梦，同时也表明中国虽在华北和淞沪连战失利，但仍决心移师再战，抗战到底，鼓舞了全国军民的士气与民气。其次，中国政府移驻重庆后，将逐步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展开全国范围的持久抗战大战略格局。八年抗战的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中国政府以四川为抗战基地的核心，以陕甘为左翼，云贵为右翼，基本扼守“三阳”一线的阵地，组织了全国国力坚持长期抗战。
会议的当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随从10余人，由南京登中山舰，17日晨，起锚溯江西航，19日，抵汉口，22日，抵宜昌，改乘吃水较浅的民风轮入川，于26日下午4时到达重庆，受到军政当局和各界民众10余万人的热烈欢迎。国民政府的文官、参军、主计三处的职员，预定于11月29日、30日分乘民政、民贵轮到渝。同时，国民政府在南京的各军政机关也开始向重庆、武汉、长沙等地转移。
11月20日，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就迁都重庆发表宣言。11月21日，蒋介石的电报纷纷发往各省政府、省党部及各战区将领，对迁都的意义作了详细说明，同时强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我前方军事不但绝无牵动，必更坚决奋斗，就整个抗战大计言，实为进一步展开战略之起点。”
同日，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代表全川民众，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表示竭诚欢迎，电文说：“顷读我政府宣言，知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移驻重庆。有此坚决之表示，益昭抗战之精神；复兴既得根据，胜负终自我操。不特可得国际之同情，抑且愈励川民之忠爱。欣诵之余，谨率七千万人，翘首欢迎。”
11月26日，林森等抵达重庆。3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叶楚伧、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王子庄及中央委员吴稚晖、丁惟汾、钮永建等率中央党部职员40余人抵达重庆。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府址设在曾家岩原重庆高级中学内。这是由重庆市政府工务科组织工人于11月25日加紧改建完成的。12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在再庆开始办公。
12月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也正式在范庄办公地举行迁渝后的首次执监委联席会议，并开始在渝办公。
虽然此时国民政府已正式宣告迁都重庆并开始在重庆办公，但这时迁到重庆的只是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的少数部门，多数部门，特别是那些主要职能部门，诸如军政、外交、经济、财政、内政、交通等部暂时迁到了武汉或长沙等地，政府的主要负责人蒋介石、汪精卫、孔祥熙、何应钦、张群、白崇禧、徐永昌、陈诚等均齐集武汉。一方面是为了便于指挥前线的抗战，另一方面蒋介石对于四川的政局还不放心。
1938年夏，随着日军侵略的加紧，华中重镇武汉岌岌可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7月17日紧急命令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驻武汉各机关，限五天内全部移驻重庆。奉此，先前迁到武汉的各党政首脑机关开始了又一次大规模的两迁：7月18日起，中央各部门纷纷迁往重庆，11月中旬，军事委员会又决定驻南岳各军事机关全部迁往重庆。12月8日，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防最高会议主席、海陆空军总司令蒋介石也率军事大本营由桂林飞抵重庆，从而结束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最大规模的政府首脑机关和国家都城的大迁徙。
2．实施大后方战略
11月16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作了《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在明确宣布国民政府迁移到重庆去的同时，他告知与会者，“国府迁渝并非此时才决定的，而是三年以前奠定四川根据地时早已预定的，不过今天实现而已。”
事实正是如此：迁都重庆是与以长江为战略重心，以四川为抗战总根据地，沿长江节节抵抗作持久抗战的国防战略计划紧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