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继续说：“我们受全国人民的要求，发动这次事变。我们内心纯洁，完全是为国家着想，不是为个人利害打算。现在，希望委员长能平心静气，勇于改正错误，联合全国力量，坚决抗日，以争取民族生存，则学良和全国人民于愿足矣。”
当张学良说完，蒋才讷讷地说：“你既为了国家，应先送我到洛阳，送我到洛阳再谈。”张学良继续说：“今日之事，岂容搪塞了事。我们仍希望你勇于改过，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如果仍然执拗不悟，坚持己见，就只有让群众公裁了。”
蒋介石一听由群众公裁，坐直了身子对张学良叫道：“过去我待你那样好，现在，你竟想把我交群众公裁，你既然说是为国家，你还是把我先送回洛阳再谈。”说完后，蒋就闭目坐在椅子上，不再说话。谈话没有什么结果，张学良辞出。
当天中午，蒋介石提出，要见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此时，邵力子被软禁在西安绥署卫士队队长室内。张学良看过蒋介石后，于上午10时看望邵力子，表示慰问，说明对蒋兵谏的目的是抗日救国，并介绍蒋被扣后态度顽固，请邵力子去劝说蒋改变态度，接受抗日要求。恰巧蒋介石也要见邵，邵便去到新城黄楼见蒋介石。
邵对蒋说：“今天已经发生了这件事，希望委员长仔细考虑。由于日寇的不断入侵，已经激起了国民的愤慨，如果政府还不想办法去抵抗，自然会酿成变故。现在设法弥补，尚未为晚。”
邵力子离开后，蒋介石向宋文梅要纸笔。他默想了一会，便提笔给宋美龄写了一份像遗嘱式的电文。全文如下：
美龄吾妻：
余决心殉国，经国、纬国吾子即汝子，望善视之。
蒋中正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另一份是写给蒋经国、蒋纬国的，内容为：
经国、纬国吾儿：
余只承认宋美龄为余唯一之妻，务望汝等以生母待之，则余虽死于九泉下亦瞑目矣！
蒋中正
蒋介石写好电文后交给宋文梅，让宋转交张学良拍发出去，张学良答应当日发出。
2．和平解决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一时乱了阵脚。在如何对待张、杨和营救蒋介石的问题上，出现了主战、主和两派的分化。
12月12日午夜，南京政府要员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当时除张杨通电外，南京对西安方面情况茫然不知，连蒋介石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冯玉祥、孔祥熙、张治中等主张一切以蒋介石的安全为重，应以和平谈判解决问题，不要匆忙做出惩罚张、杨的决定。可是以何应钦、戴季陶、吴稚晖等为代表的讨伐派，在“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的旗号下，极力主张立即派兵讨伐西安，会议通过两项决议。
会后，何应钦开始筹建讨逆军司令部，临时抽调若干亲信干部担任各级幕僚，以军委会铨叙所所长林蔚任参谋长，军委会高级参谋徐培根为参谋处长，以参谋本部三处处长钱贻士主管后勤等等。主战派的讨逆恶浪，使内战阴云笼罩。
与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一片混乱的同时，宋家上下乱作一团。宋子文正在香港，得知消息后他马上拨通了桌上的电话通知秘书，准备次日晨乘飞机回上海然后转南京。宋蔼龄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与孔祥熙一道驱车来到了宋美龄的住宅。
此时，宋美龄正在召开航空委员会的会议，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一事。当听到孔祥熙说“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时，宋美龄惊骇万分。她万万没有想到，张学良竟会将蒋介石扣押。她果断决定次日清晨即返南京，并约蒋介石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同行。
南京方面，12月13口清晨，中央大员又齐集丁字桥中央党部礼堂，召开中央临时紧急会议。会上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有的主张讨伐，有的坚决反对。宋美龄闯入会议，力主和平解决，并与何应钦发生了争执。
宋美龄回到自家官邸，端纳等人已在等候。她提笔写了一封给张学良的信交给端纳，嘱咐端纳到西安后与张学良面谈，并表示自己不日也将赴西安会合。
12月13日傍晚，端纳的飞机抵达洛阳。在那里他收到张学良拍来的“欢迎到西安来”的电报。第二天下午，端纳从洛阳起飞，一个多小时后到达西安。张学良派他的私人管家、美国人杰米·爱尔德到机场迎接。
端纳此次前来西安，带来了宋美龄两封信：一封是给张学良的，大意是希望张能顾全蒋个人和国家大局公私两方面关系，请求释放蒋介石，另一封信是给蒋介石的。给蒋介石的信经过检查记录以后，仍交给端纳。随后，端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来到新城黄楼见蒋介石。当时，蒋介石见到端纳，激动地说：“我知道你会来的。”端纳将宋美龄的信交给蒋介石说：“我来了，蒋夫人也要来的。”听到宋美龄也要来，蒋大声对端纳说：“你不能带她来这里。”看完宋美龄的来信后，蒋介石颇为伤感，信中说“南京现在是戏中有戏”触动了他，使他的态度变缓和下来，开始以“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