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担任总指挥，领导革命军取得胜利。客观上，为自己塑造了一个革命英雄的新形象，赢得了广东民众，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毫无疑问，蒋介石成了一个革命派的典型。
其实，一直到中山舰事件发生为止，苏联都是蒋介石完全意义上的后台，而蒋介石也刻意塑造出极“左”形象，骗取丰厚的政治和军事援助，逐步地攀登权力顶峰。然而廖案后的政局既是蒋、汪合作的局面，也在苏联和汪蒋之间制造了新的权力角逐的客观背景。1926年2月底，原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在一次宴会上的致词中指出，广东的统一有三位元勋，第一汪精卫，第二蒋介石，第三李济深。这对于蒋介石来说，既是荣誉，又是羞辱，在外人看来，前者居多；在蒋本人看来，应该是后者为主。
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最高领导的确立，是以资历为起点，以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全力支持为基本条件的。在与国民党右派保守势力作政治斗争和对全局的支配权以及对广东反动势力进行讨伐的过程中，蒋介石、苏联顾问以及中国共产党是利益相关的，三者之间关系是妥协的，然而一旦这样的共同敌人消失或不再是主要矛盾时，国民党各种势力就会重新分化整合。这客观上就需要在蒋、汪之间重新分配苏联在华的权力资源。这意味着在蒋、苏之间必然发生突破原来权力均衡，打乱原有制约秩序的事件，中山舰事件可算是必然中的偶然了。
2．对中共态度的变化过程
关于与中共合作，蒋介石也是经历一个态度转变的过程。蒋介石说：总理认为现在的中国，除了共产党主张彻底革命，还可以同国民党合作之外，再没有第二个党派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了，而且共产党真正革命的同志们，实在不比我们国民党少，加入了国民党，实在能替国民党求进步求发展，促进本党的革命精神，所以总理就下这个大决心，不为众论所动摇。并且总理曾说，如果国民党的党员，反对共产党，我便要自己去加入共产党。
在联共方面，张国焘曾有过这样的评价，蒋主持黄埔军校初期，色彩是相当红的，由具有中共党籍的学生们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也获得他的支持。
在扶助农工方面，他派黄埔军校的学员任省港大罢工纠察队教官，派兵保护受到敌人袭击的工人纠察队。在东征中，他允许政治部派员到各地开展群众运动，并拨出一部分枪械武装农会与农军，他同意在抄得的逆款10万元中拿出两万元作开展党务工作和工农活动的经费。
在反对国民党右派方面，他称戴季陶是“以尊重总理适以侮总理”，“是总理的不肖之徒”，“吾侪当鸣鼓而攻之”。对西山会议派攻击共产党的行为，他非常“愤怒”，谴责为“诬总理，诬本党”，说国共合作“自改组迄今，成绩俱在”，并以东征军总指挥的名义警告他们，要他们反省。1925年2月底，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企图在广州举行反革命示威游行，蒋在汕头得知后“连夜严电阻止”，回到广州即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使得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垂头丧气”。
1925年8月，蒋的革命言行正好获取与汪精卫、许崇智一道被授权处理廖仲恺遇刺案的政治、军事和警察权。利用此机会，他驱逐与廖案有嫌的许崇智，吞并粤军，一跃而成为广东最大的军事实力派。国民党对蒋介石“左”派行为的最大政治回报体现在其二大上，国民党二大开幕后，蒋以“东征英雄”的身份从前线回广州出席大会。1926年1月6日下午，蒋代表军事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
在大会上，蒋以248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有效票249票）。1月22日，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又推举蒋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2月1日，军事委员会任命蒋为国民革命军总监。蒋终于进入国民党核心机构，这就替他排除异己，夺取国民党的更大权力铺平了道路。
蒋介石的这些行为同样取得了中国共产党的拥护，然而，蒋介石绝不是一味地慷慨激情，虚怀若谷。他的所作所为是有底限的，即一切以不能损害他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共产党的一切行动必须经过蒋介石的点头同意、允许才可。不经同意，而妄自行动，或行动过火，蒋介石都是要有所表示的。
国共合作伊始，蒋介石视共产党为“寄生”，“不怀好意”，且对国民党一大中不少党员的行为“甚感愤慨”和“忧心忡忡”。认为共产党挟俄之旗帜，自重身价，本党人员盲从共产主义，心理迷惘，如此下去，恐怕不能完成国父所托。
国民党二大以前，蒋虽然不敢公开反共，可对共产党的限制活动一刻也未停止。首先是禁止共产党在军队中担任干部职务。他查悉陈赓是共产党员，便在学生花名册里在陈的名字下作“此人是C·P，不能带兵”的记号。其次是纵容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的反共行为。据苏俄军事顾问回忆：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猖狂地反对统一战线，破坏国共关系，一团二营党代表李之龙挺身而出与之斗争，蒋立刻将李调离战斗部队，到黄埔军校当教官，以示惩罚。
东征军抵潮汕时，蒋的羽翼渐丰，因而把对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