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次，至1926年1月4日散场，长达43天。会议的中心议题，“以变更联共联俄这两大政策为目的”，通过的各种反动决议、宣言、通电、文告等不下百余种。
根据这些决议，西山会议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开除在国民党中央担任执委、候补执委的共产党员的职务，解散孙中山于1924年7月亲自组建的负责处理重大政治问题的中央政治委员会，遣送帮助中国革命的苏联友人鲍罗廷回国，开除汪精卫党籍6个月，并开除所任职务。这样一来，在西山会议派看来，国共合作的广州国民党中央已经不复存在，应由他们来组阁，并在上海重建了国民党最高党部。
国民党右派麇集西山，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反对国共合作，公开另立“中央”，标志着西山会议派的形成。
不难看出西山会议派在国民党内攻击的直接对像是汪精卫。会议上，他们认真分析了广州的政治局势，研究了对待国民党领导人的态度，并最终确定一个总体战略方案，其核心内容为打击汪精卫。
而在西山会议派与汪精卫的角逐过程中蒋介石是西山会议派希望拉拢的人物。这既是因为蒋出于自己的策略需求，也是因为西山会议派自作为一个派别，诞生时的先天不足性，迫切要求他们去争取力量弥足薄弱环节。而蒋介石与西山会议派的某些成员的暧昧的个人关系，则成为双方相互沟通和勾结的主要中介渠道。
1925年11月18日，西山会议派曾召开过一次预备会议，出席者除西山会议派各角色外，还有吴稚晖、戴季陶二人，并由吴稚晖主持了会议。吴、戴二人与蒋介石的关系非同一般。二人参加了预备会，却没有出席正式会议，其根本原因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与西山会议派在反共问题上还存在着分歧，新右派们认为反共的时机尚不成熟，还须忍耐。
当然，在西山会议派刚出现的时候，蒋介石是反对情绪属于主流的。西山会议派的罪恶行径在于分裂中央另立政府，很显然这主要是针对以汪精卫为首的广州国民政府，而事实上，从广东近期政坛人事变动来看，蒋介石是升迁得最快的一个，跻身于最高领导层，胡汉民的代帅制为汪、蒋合作的政治体制代替，蒋介石是既得利益者。因此，蒋对西山会议派是力主声讨的。然而，即使如此，蒋也并非马上口诛笔伐，而是审时度势，选择最佳时机。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蒋介石以孙中山忠实信徒的身份，指斥西山会议派是“反革命”，是“总理不肖徒”，“吾侪当鸣鼓而攻之”等。在会上，他又发表了《为西山会议告同志》的讲演，极力抨击西山会议派。他说：容纳共产党，是孙总理几经考虑后毅然做的决定，自改组两年，成绩俱在。
对于西山会议派分裂国共合作的“理由”：第一说共产党之共产主义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根本冲突，故不能相容。蒋反驳到：孙总理遗留给全国代表的是忠诚和明智怎么会是危害呢？第二，总理让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要共产党化合于本党而非相反，现在共产主义有蚕食三民主义之危险。蒋反驳到：总理是如此怯小吗？三民主义是如此容易撼动的吗？这种说法是诬蔑总理，诬蔑本党。对于西山派叫嚷“分共”、“清党”，蒋介石给予有力抨击。
正因如此，加之当时蒋介石在军事上的表现，使他取得了国民党二大的信任。他在国民党一大时连代表的资格都没有，却在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又在二届一中全会上当上常务委员、主席，不久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
然而，当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大上的地位被确立之后，蒋对西山会议派的态度和立场就又有了新的转变。蒋介石在大会讨论对西山会议派的处置问题时，一反原来的猛烈抨击，极力保护他们，二大不要讨论西山会议案，留到三大再议决，企图用延宕的办法取消这项议程，使西山会议派继续留在国共合作的阵营内。在大会讨论弹劾西山会议派一案的前一天晚上，蒋介石召集出席大会的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代表开会，又邀请汪精卫参加，怂恿代表向汪提出从宽处理西山会议派，并要求汪在会上转达代表们的意见。
于是汪精卫于次日在大会上提出，昨晚与部分代表讨论结果，大家都以为对于此案，应该以总理之心为心，一两个主力的，自该开除党籍，一时受惑或受人利用的应从宽处分。汪精卫提出意见后，与会的共产党员基于“联络中派”，避免国民党分裂的考虑做了必要的让步。大会最后通过决议，原提议把居正、石青阳、石瑛、茅祖权、覃振、傅汝霖、沈定一等7人“暂时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改为与张继、林森，邵元冲、叶楚伧、张知本等5人一样的“书面警告”，仅把邹鲁、谢持两人永远开除党籍，对戴季陶则“由大会予以恳切之训令，促其猛省，不可再误”。
1926年3月20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这一事件发生后，引起了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极度兴奋。西山派当时正麇集上海。29日，开场第一天，谢持根据道听途说，专门作了“广州事变”的报告，称蒋介石“忠于党，而为彻底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