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主义发表后受到各方面的批判，但他实际上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惩罚，相反，他还成为一个理论的创立者和宣传者，备受关注的政坛人物。其实，从这里我们已经完全可以预感到戴季陶主义的出台不是他一个人的突发奇想和性情冲动，而是代表着一股强大的反对国共合作的暗流。
事实上，在蒋介石反共意图逐步明朗的过程中，戴季陶主义是迎合了蒋的这种心理，甚至蒋就是戴的合作者和支持者。所以，戴的主义出台后，在黄埔军校就出现了孙文主义学会，它主要是以戴的思想理论为研究对象的。实质上，它是打着学会的幌子，作为共产党负责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对立物，为蒋所控制的。蒋介石正是利用它牵制着左派势力的活跃和发展。同时，也一直在为自己的反共企图和有朝一日一举摧毁，而培植力量和制造思想根基。
1926年底到1927年初，北伐军在两湖和东南战场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被戴季陶视为“国民党后起之秀”的蒋介石，身兼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要职，权势日隆并逐渐增长了建立独裁统治的野心。蒋到南昌后，把自己的心腹人物集结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决策核心，密议改变孙中山所确定的革命政策，同时寻求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
戴季陶应蒋之邀到南昌后，同张静江、陈果夫、张群、黄郛等一起参与密谋策划，共同为蒋介石确定了一个“谋略纲要”，其核心内容是：“必须离俄清党”，放弃“联俄容共政策”；在外交上首先谋求同日本、英国等的“谅解”，等等。1927年2月14日，戴季陶按照蒋的旨意，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名义出访日本。戴此行主要是与日本外务次官、亚洲司长会谈，向日本政府进一步阐明蒋介石对当时时局所持的立场和即将推行的政策，谋求日本当局对蒋“谅解”和“合作”，“结果甚为美满”。从而促使日本统治者确定了“怂蒋反共”为主的方针，进一步对中国革命进行分化瓦解。
蒋介石在发动四一二政变前后，大量运用戴季陶所阐发的理论，并以清党为名，实行白色恐怖，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戴为之摇旗呐喊，除积极参与一些密谋活动外，继续为蒋介石的上台大造舆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和法制委员会委员。5月，应蒋的电召戴赶赴南京，发表了《告国民党的同志并告全国国民》一文，吹捧蒋介石等人的倒行逆施，要人们在其统治下“建立起纪纲来，由纪纲的确定建立起纪律来，党才可以有救，国才可以有救”。在以后的蒋介石政权下，戴季陶竭尽吹捧奉承之能事，蒋也对其投桃报李，予以重用，视为股肱。
3．对西山会议派又打又提
西山会议派形成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是国民党内的反共右派组织。该派的主要人物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林森、居正、邹鲁、覃振、石青阳、石瑛、叶楚伧、邵元冲、沈定一、茅祖权、傅汝霖等，中央监察委员：谢持、张继等。国民党内的其他反对派基本上出现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只有该派例外，它与蒋派的矛盾斗争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两个阶段。该派起家于反对国共合作，主张国民党立即实行“清党”，由此与蒋介石当时企图利用国共合作、发展个人势力的阴谋产生了矛盾。
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排斥、打击了国民党内进步力量，同时，又图谋拉拢已经从国民党内分裂出去的西山会议派重返国民党中央，借以壮大反革命的势力，但由于该派顽固坚持以蒋实行“清党”为合作前提，致使蒋对它的拉拢未能奏效。国民党“清党”后，西山会议派与蒋介石虽在反共的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一致，但为争夺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又展开新的角逐。
西山会议派痛恨蒋介石排除异己、专制独裁，遂与各反蒋派别结成联盟，共同策划“扩大会议”和“非常会议”，继续与蒋介石进行政治较量。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西山会议派与蒋介石的矛盾得到缓和。西山会议派与蒋介石的矛盾、斗争长达六七年之久，对国民党的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孙中山确定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时候，国民党内部只有少数人对此政策表示理解和支持，很多人都是持观望态度，也有一些人从骨子里就极度反对，只是碍于孙中山在党内、国内的个人威望而不敢有所造次。
孙中山去世后，1925年9月23日，由邹鲁、谢持召集的所谓“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不顾广州和各地国民党人的反对，正式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举行。参加会议的有邹鲁、林森、谢持、覃振、石瑛、居正、石青阳、叶楚伧、沈定一、张继、茅祖权、傅汝霖等人，由林森任会议主席。乃通电上海执行部并转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各省党部：“中央执行委员第四次全体会议，于本日开始在北京西山总理灵前开会，广东执行委员会应立即停止职权。”并谓：会议的中心问题，“专为解决共产派问题”，要“肃清共产党”。
西山会议共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