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商人们整曰游手好闲，从来不生产任何产品，却过着富比王侯的奢华的生活，显然，是社会的寄生虫，他们和贪官一起，是造成贫富悬殊的罪恶源泉，必须要从自己的国度中清除。
所以朱元璋认为从事商业活动是非法的，不承认商人的身份，在户口制度空前变态的明初，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独特的户籍，当兵的一辈子都是军户，当匠人的是匠户，还有民户、灶户、铺户、酒户、医户、菜户，就连失足女、龟公都有个乐户，但商人们却没有自己的户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帝国政府无视，但个人的力量想要改变社会规律是不可能的，哪怕强如朱元璋，也不可能扼杀社会的需求，这在明初时尚不明显，因为当时国家十室九空、赤贫如洗，增加人口、恢复生产才是最主要的，对商业需求在历史的最低点，但经过几十年的复苏，随着经济的恢复，以及强势皇帝的入土，商业再一次兴盛发展起来，但悲哀的，大明并不能像前朝那样从中获益，太祖不承认商业，商业税自然无从谈起，这种会深刻影响社会的东西，如果没有借助开国时天翻地覆、任君勾画的朝气制定下来，想在后来加上，往往就千难万难了。
因为商人们早就依托各种户籍，从事经营活动，且因为国家不能对他们的正常经营提供保护，便只能托庇于地主豪强，官员贵胄，早与他们结成了利益共同体，朝廷想收商税，无异于虎口夺食，得先斗得过那满山的老虎才行……且因为朱元璋的愚蠢态度，让反对商税的官员，有了祖宗法度这面无敌神盾，谁也攻不破，谁也奈何不得。
朝廷不能因商业的繁荣而强大，商业的繁荣也对那些长期处于贫困、灾难的省份没什么帮助，相反的是，形成了各种利益集团，去阻拦收取商税的行为，其实还有些不可告人的因素，比如说官员们大都是南方人，不想让朝廷打富人的主意之类。总之，在这个割裂的帝国中，政治中心在北方，经济中心却在南方。
这里面第一个问题是，儒生。
我们之前说过，三代贫农，慢慢养出来一个可以脱产读书的人，如果运气好，基因好，说不定有机会中个秀才。
秀才已经是每个县最顶尖的人物了，而每次秀才考举人的乡试，录取率基本上都是个位数的百分比，5%那种。
而进士考试也许好一些，但每三年不过三百人，竞争之残酷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情况下，对于普通平民之家来说，想要靠科举改变命运，就难上加难了。
而过去一百年间，也许南方有倭寇这样的边患，各种民乱也没有停过，但北方却渐渐失衡了。
大明的科举演进历史，就是一个南方越来越强，强到最后，大半的官僚都变成了南方人。
这一点来说，出身江南的朱元璋做的地道，南北榜这个东西，算是一个救命稻草。
但他也改变不了这种情况。
而当了官的人，自然也投桃报李，回报自己的金主们。
终明之世，商税始终无法占据财政收入的大头，根子就在于此了。
而朱元璋所谓的“重农”，以及举人身份不再是好像宋代那样也就是一次性的玩意儿，固然让地方上的人有一些大明体制的捍卫者，但同样的，也造成了宗族的抬头。
一旦一个穷鬼秀才考中举人，那这个人立刻就会得到无数投献，最快的自然是他所在的族里，自然都挂靠在旗下，不必完粮纳税了。
这种事情，几乎无人可以抵偿啊。
而出身农家的朱元璋，只希望给小民一条生路，却忘记了过犹不及的情况，于是，宗族裹挟民众，对抗司法，私挖矿藏，各种不法，自然多的很。
而那些地方官，见到横的，却也是没有办法，于是就将赋税的重责都压在了那些小门小户，或者老实人头上。
老实人，你那可怜兮兮活该去死的本质，连古代人都是认可的哦。
宗族抬头，是大明朝体制问题的表现，是其国家机器外不能抗外敌，内不能理秩序的表现。
此时就是这样，李向前绝对确认，这些宗族们调动起来的效率，绝对比不上官府征召他们的速度。
“鸣枪示警。”
李向前吩咐一句，立刻有人朝天开枪，一下子吓住了周围蠢蠢欲动想围过来的人群。
李向前拿过扩音器，喊道：“全都给我后退！想吃枪子吗！”
他走前两步，看着那些百姓，他们看起来都老实的很，不过却是相当的可怕，一旦被煽动开来。
“扔他！扔他！他的枪打不远的。”
虽然没有人教给他们，这些乡民却无师自通的学会了后世的巴勒斯坦人如何对抗以色列军队的手段，扔石子……
后世的时候，巴勒斯坦人因为内外各种问题，逐渐在对抗以色列人的过程中越来越弱势，原本还有枪有炮呢，但逐渐失血后，巴勒斯坦人最后只能用石子对抗以色列人的先进武器，用逃跑对付那些先进的无人机轰炸了……
不过，对于这些乡民，这却是效率最高的手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