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八岁的时候，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我。做了一个让全家人痛心疾首的决定，毅然决然的放弃了那年的高考，给出的理由是“不想成为应试教育培养出来机器。”
显然那时我所谓的世界观是不完全的。于是，在家虚度数月之后，不得不求父亲联系了许久未曾见面我叔字辈在外走南闯北多年的一个同乡。之后辗转几回终于在南方一家工厂里做得了一个文员的职位；讽刺的是，为我求得这份工作的不是我一直引以为傲“能说会道”而是，我一直嗤之以鼻的东西——高中毕业证。
父母打电话问我所做的工作时，我说是文员，就是做办公室里“打打电脑”(以前玩游戏父母称之为打电脑)他们很高兴。至少知道我不用流落到卖体力过活的地步，也算对得起八九年的教育投入，我那一辈子都不曾见过什么大世面的可怜父母并不知道“文员”这两个字可大可小，大的就是张张嘴动动笔转转脑子，小的则是跑跑腿泡泡茶照顾领导，我就是后者。
在南方的第一个夏天就是在忙碌的身影里溜走的，作为一个北方的二狗子，在南方的日子就像一只习惯了低温干燥的“中华田园犬”突然走到温热潮湿的地方，恨不得把舌头整根都吐出来。以至于对那个夏天的印象到现在都很模糊，只记得曾说过，那年流的汗，超过了过去十八年的所有。
如今想起那段日子也会唏嘘不已，年少的懵懂与新的理念碰撞。就像旧的体制终会被新的主义思想取代一样是每个人必须经历的，因为你不可能一下子就拥有完全的世界观，价值观念。
我总是饭后蹲在食堂门口的那颗桃树下抽一支烟，那颗树树叶一直很绿，新结的桃子也会很快被某只粗糙的大手拽走。这树四季都是青绿的，不像北方。可它的果实终究还是要被人摘下；人也一样，生下来就是为了获取属于自己的果实，能被人摘走是种荣幸，有用的人从来都是给自己创造价值的同时补偿别人，而不是一味的自给自足。
当然你不能奢求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每个人的存在都有属于他的因素，或大或小，可有可无。回忆起那段日子，我脑海里总是会浮现出这么一副画面。
“几个形态各异，年纪有老有少穿着统一工服的男人们，蹲在桃树下天南地北的扯，说几个半荤不素的黄段子，时不时传出一阵哄笑。”
可爱极了！
我毫无违和感的接过年长的人递过来的香烟，同时欣然接受双手挡风双手打燃的打火机，甚至还把自己怀里揣着的二十来块钱一包的香烟露出来。他们都与我笑着，眼睛里透着小心谨慎。我与他们说几段最新的一些新鲜事，然后不忘摸一把刚巧经过的大姑娘的屁股然后仰天大笑而去。
嚣张极了！
我曾和一位比我年长几岁普通的组装工人聊了一整天，那是我工作以来在车间待的最久的一次，也是我有生以来唯一一次听别人讲我沉默的交流。当我回过神时，那个人已经消失不见。起身离开时，双腿发软一下子又坐回了原地，然后慢慢颤颤巍巍站起来，驮着背低着头，艰难迈着步子像一个迟暮的老人。
可能是坐了太久腿麻木了又或许是其他原因吧！
然后我回到工作的地方，用单调的A4纸给喜欢了很久的姑娘，写了一份很长的信，她总对我说“少说话，多做事。”，然后给以前的老朋友挨个打了电话，简单的聊了下季节天气，问了近况，最后委婉的表达我的问候。
NO.1
我穿的是白色的衬衫，腿上是没有一丝尘土的直筒牛仔裤，脚上是时下流行的跑鞋，它们将我衬的光鲜极了。我整天都是一副悠闲的模样，随意的做着手头上的工作脑袋里却想着我那几篇酸臭的文章，我的足迹就像我写出的字一样杂乱无章，别人看一眼就会摇头。
我肆意妄为，已经不记得今天手上的工作那些是做了那些还没完成，以及昨天对自己说过的承诺和最初我来时的立下的誓言。我走到车间时，常会听到年纪小一点的孩子偷偷对同伴说：
“咱们的大作家又来了！”
于是大家就都知道那个整天咬文嚼字卖弄风骚自称作家的年轻人来了。其实我并非咬文嚼字只是说话的方式习惯了这样，我知道他们在我这里的兴趣爱好是什么样的，也知道与他们相处时该表现成什么样子大家才会开心。
曾经见到过一个刚结婚不久的女人，她满脸紫印的坐在地上，成穿的泪珠更是显得楚楚可怜，看到我走来更是泣不成声。我问她是谁把她打成这样的？她指着脖子上的五根手指印，委屈的告诉我是他人整天只知道工作的老公，当我问她原因时，她却沉默了起来，我就猜到怕是她背着他那只知道辛苦养家的老公，出了轨。
还有一次在回到我出租屋的路上时，在阴暗的小巷里看到墙上两个人的影子，后面那个使劲推着前面那个，我轻轻咳嗽示意我要经过时，两具身体立刻不动了，我赶紧转头离去，没走几步墙上的影子又开始了晃动。在一个周六的一个中午，我因为一些公务要在公司加班，推开经理办公室门的时候，看到光着身子的经理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