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庙大成殿是国立浙江大学的临时图书馆，李约瑟来到湄潭的第二天，中国科学社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大会在这里举行，出席大会的社员有39人。会上李约瑟作专题演讲《中国之科学与文化》，并聆听年会宣读的30多篇论文。其中数学系教授钱宝琮的学术报告《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之特点》，引起了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关注。会后，李约瑟专门拜访钱宝琮，深入交流中国古代科学。因为结识钱宝琮，李约瑟有了一个特殊的外号。
据钱熙回忆，我父亲性格比较开朗，随便什么情况下，都是谈笑风生，所以当尼达姆来的时候，就约瑟夫?尼达姆，他说你们要记牢，这个人呢喜欢火腿，怎么会喜欢火腿呢?need是需要，ham单独的是火腿，ham，我们不晓得h不发音，N-e-e-d-h-a-m，不是Needham，Needham就是他想吃火腿，记牢了噢。
这一天，被称为“需要火腿”的李约瑟，与钱宝琮一直谈话到深夜。第二天，李约瑟即将踏上回程，就在出门的一刻，李约瑟突然做出一个临时决定，在湄潭多停留一天。
据回忆，这首先是因为浙大在当时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做了和基本上世界上的科学前沿，能够齐驾并驱的工作，这他在国内其他地方很少看到。
10月26日，暂住在湄潭卫生院的李约瑟一早起床洗漱后，就在竺可桢陪同下来到城内的双修寺，这里是浙大物理系所在地，物理系的两位教授束星北和王淦昌早已等候在那里。物理系与生物系同样简陋，转了一圈后，李约瑟情不自禁，感叹说：“在物理方面，因为限于仪器，工作侧重于理论的研究，如原子核物理学、几何光学等，水平昮然是很高的。”
参观物理系后，李约瑟又看了数学系，随后来到农学院。在农学院里，李约瑟第一次品尝到一种野果子，他称之“罗登义果”。
罗登义是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农化系教授。从1942年开始，他开始对贵州地区的170多种水果蔬菜的营养成份进行分析研究。
据回忆，他发现刺梨这是种野果，它的维生素C的含量特别丰富，是当时他测定的，就是四川广柑的50倍，猕猴桃维生素C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但也仅有刺梨的1/9，也就是说它是猕猴桃的9倍。那么，这一发现，直接地影响到了后来贵州全省对刺梨的培育和开发利用。
农学院是浙江大学里对遵义地区影响最大的部门。贵州全省以农业为主，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在湄潭设立农业推广部，先后进行了马铃薯、番茄种植，黔北病虫害防治，西瓜试植，胡桃育种等推广活动。由于国立浙江大学的出现，遵义地区开始建立新的农业格局，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今天。
李约瑟离开农学院后，带着妻子李大斐再次跑到唐家祠堂里的生物系实验室，与生物系的贝时璋、谈家桢等几位教授讨论生物化学的问题。贝时璋研究的细胞重建课题和关于丰年虫中间性生殖细胞转变的课题，引起李约瑟夫妇强烈的兴趣，这一次的谈话直到深夜，双方都没有结束的意思。最后，李约瑟决定，再多停留一天。
李约瑟夫妇在湄潭的最后一天，竺可桢颇有创意地将他们请到湄江边的观音洞内。观音洞外是占地约200多亩的中央茶场试验地。竺可桢特地用学校自己研制的“湄红”茶来招待李约瑟。
离开遵义前，李约瑟整理了国立浙江大学教授们的大量论文，准备推荐给国际上著名的《科学》杂志发表。在离开浙大的最后一次讲演中，李约瑟把浙大与他所在的英国剑桥大学相提并论，称国立浙江大学为“东方的剑桥”。
据回忆，苏步青先生他80多岁高龄，近90岁的时候，到浙大来做了一次给师生的演讲。他当时就回忆起当年他亲耳听到李约瑟称赞浙江大学是东方的剑桥。但他紧接着说，我希望能够在多年以后，你们到西方去访问，人家会说，西方的某一个大学会是西方的浙大。
就在李约瑟离开后不久，被他称赞为“东方剑桥”的国立浙江大学却遭遇了流亡以来最大的困境。
1944年12月2日，日军沿黔桂铁路进攻至贵州独山，贵阳告急，省政府下令紧急疏散，逃难的人群像潮水一样涌进遵义。国立浙江大学所在的遵义和湄潭顿时处于了战争的前沿。
日军占领独山后，竺可桢发电报向国民政府教育部请求，要求指示应急办法，并拨发应急费用，但得到的回复却是：国立浙江大学撤消，合并到中央大学，全体学生从军。战争把经历了五次搬迁的国立浙江大学推到了濒临解散的绝境。
12月11日中午，收到教育部回复电报后的竺可桢心情复杂。他在日记里写道：从我个人着想，从此可以脱离苦海，的确是件好事。但为浙大着想，如此下场，却很不情愿。
据竺安回忆，当然我父亲是绝对不想解散浙大，即使是日本人打过来了，哪怕我上山打游击，我也绝不解散浙大。
当天下午，竺可桢拨通了国立浙江大学浙江龙泉分校校长陈叔谅的电话，请他通过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