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修寺外，是一片片碧绿的茶场，夏日里，整日飘着淡淡的清香。
李政道虽家境富裕，但两年的逃难的生活已让他脱尽了身上的娇气，但永兴的生活和学习条件实在太差。从1941年开始，大后方的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浙江大学的公费餐一桌八人，早餐只有稀饭、黄豆，中餐和晚餐通常是两碗油盐不足的素菜。
据回忆，一段时间公费太少，物价涨的很厉害，只能把饭煮好，供应我们，没菜。
据回忆，盐也不够，贵州盐很贵，油不要讲了。
据回忆，我们的校工他们就做个小生意，他们买几块肉，拿最便宜的猪头肉，他们就做成大肉，切成一片一片，用酱油把它煮起来以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两分钱到五分钱一片，有的时候有钱，可以星期天，或者一个星期有两次一次，去买这么一片、两片，叫作打牙祭。女同学说我们吃饭多，就说我们是饭桶，但是女同学用水多，用水多嘛，她要洗洗，我们在湄潭的时候，女同学那个寝室在那个山顶上，我们男同学在山底下，她们从山这边翻越回来，要提着两个水瓶，三个水瓶，提着回去用，有时候一不小心摔了，水瓶就打烂，男同学就恶作剧地就笑，说她们是水桶，我们是饭桶。
李政道被安排住进会馆二层楼的厢房里，一个通间住了30多人。永兴没有电，晚上只能点桐油灯，每人每月发一斤灯油，在拥挤的宿舍里自习，光线很差，李政道感到很不适应，但他很快发现了一个读书的好去处。
据回忆，有一天就是李政道从街上走的时候，就看见茶馆里有些人，有学生在那里读书，有学生在那里，其实那些学生在那里，不是在那里喝茶，主要就是在那里看书，他觉得这也是很好的办法，然后他也参加了。那老茶馆就是你买一杯茶，可以你一直坐下去，没人管你的，然后这个老板会，这个伙计经常给你加加水，然后他们实际上买，就是买一个座位。
覃廷贵据原湄潭瑞生茶社老板的儿子回忆，浙大学生都爱到茶馆里来坐坐的，我家茶馆楼上是挨着大街的，全部是敞着的，坐着看得清清楚楚的，光线好得很，所以他们都爱在楼上去，又清静，又没有其他人，我看他们浙大的学生，读书刻苦啊，茶钱都不要他的，不但不要茶钱，还要请他吃饭，真是这样的，我记得清楚。
覃廷贵的父亲曾是湄潭当地有名的乡绅，在永兴开了一家茶馆。
湄潭是中国古老的茶区之一，在湄潭周围和永兴地区，都有大面积的茶场，茶楼生意也非常兴隆。1939年9月，国民政府经济部中央农业实验所与中国茶叶公司在湄潭联合成立中央实验茶场。半年后湄潭成为国立浙江大学在贵州的一个校区，农学院的刘淦芝教授，担任了中央茶场的场长，学校协助政府建设了占地约200多亩的中央茶场试验地。在试验过程中，刘淦芝将杭州龙井茶的制作工艺引入湄潭，试制出优质龙井茶，还培育出新品种“湄红”，化学系主任王琎曾在《试新茶》一诗里写下了“许分清品胜龙井”的诗句。由于盛产茶叶，覃廷贵父亲开的茶馆，茶水钱很便宜，掏一碗茶水钱就能在茶馆里待上一天。
据覃廷贵回忆，那时候的茶便宜的很，一个铜元可能是，以前是用铜元。
据回忆，又有茶喝，光线又比较好，又在那个楼上或者楼下比较宽敞的地方，比寝室好多了，寝室里你看我坐在床头，这里就是一个小自习的地方，你要转身的话就转到别人家床上去了，很不方便，你到茶楼以后就比较宽一点了，这是一，第二我们大家休息的时候要打打桥牌，现在打百分啊，那时候我们就打桥牌，找个地方打桥牌，你寝室里不好打啊，床上打，所以茶馆里很方便，四个人一坐，四杯茶一泡，那么就打桥牌，可以打上一两个钟头，所以大家对这个茶馆啊，是我们的业余，就是上课、自修以外的最好的活动场所。那么茶馆老板，永兴的那个老板姓覃，那个覃老板对我们很好，有时候你在那里吃了茶以后，你没有钱你也可以走，明天我来付，他就说明天付钱，他一般认识我们这些人的。
据回忆，李政道博士当年在我们永兴的时候，可能就是在我家的茶馆里头坐坐的，学习，因为我们和他关系好的很，他一天泡一碗茶，一天到晚就是这碗茶，要喝了再走。我们也不计较这些，因为我们家不差钱用。
1944年的夏天，完成了一年级课程的李政道，从永兴搬到了湄潭。这个时候，国立浙江大学在湄江西岸租用了200多亩土地，开辟浙大农场。时值盛夏，采茶季节已过，附近茶园里一片寂静，但农场里新近推广种植的马铃薯、蕃茄和洋葱，都已成熟，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
暑假开始后，李政道几乎天天待在双修寺的物理系阅览室或实验室里，这使他有了更多的机会向束星北和王淦昌请教。王淦昌也几乎天天泡在这里，他正在研究探测中微子的办法。
20世纪30年代，粒子物理学家对原子核衰变时，出现极小的能量和动量损失感到不解，奥地利物理学家泡利提出了存在着一种尚未被发现的粒子——中微子的假设，但这一假设长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