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陈布雷自述在浙江任教育厅长时，“用人取超然主義，以打破學派觀念為整頓之前提。對於省立各校，均暫仍其舊，教育界中人皆以余之作風為非其意料所及也。（蓋彼輩初時必以為高校同學將勢力增大，而余所引用者，乃祇何酉生、李子翰、張任天等三四人，且均為科員，故時論頗以為異。）”。
1928年2月~1929年8月，爷爷任杭州市政府教育视导员兼杭州市中女子部主任，后为校长。（民国教育从1914年起实行视学督导制，1917年正式规定每省视学4至6人，1918年规定每县视学1~3人）
陈布雷先生自1929年8月中旬起主持浙江省教育厅，爷爷1929年9月就调入省教育厅工作，大概就是其上文中所提到的“用人取超然主義，以打破學派觀念為整頓之前提”的具体事例之一吧。爷爷能调入浙江省教育厅是完全靠实力，还是有高人举荐，现已无从查考，但陈布雷先生无疑是其人生道路上的一位伯乐。
据《陈布雷日记》记载：
“一月十二日星期晴午后阴
九时起。
阴雨七日，今日天竟放晴，晨起依楼眺望，南山犹在烟雾笼罩下，日光耀激，景色甚丽。十时后，云渐散，红日满湖，晴窗独坐，畅然怡适。
陆步青君邮致其父敬斋先生行状，为作诛词一首寄之。
午后，子翰来寓，旋黎叔、酉生亦来，以天时晴朗，约游灵峰看梅花，本约贞柯、四弟同往，以史地学会开成立会无暇。余等二时三十分以汽车抵玉泉，望兄同游，舍车而步行，四十五分钟抵灵峰寺，坐补梅庵甚久。寺内外梅花均未放，普亦未绽也，而游人独多。晤蔡仲谦、赵欲仁诸君。四时离寺，循原路回。由玉泉至灵峰寺为一公里三。
夜与诸君小饮于西悦来，贞柯、四弟、允默及永甥均至颇复醉饱，归己九时三十分矣。十一时寝。”（注）
此段日记中除我爷爷外，所提及蔡仲谦为蔡成渠，号天民，薪水人；黎叔为林黎叔，时任浙江省教育厅秘书；酉生为何酉生，时任浙江省教育厅秘书；陆步青时任浙江省教育厅第一科科长；子翰为李子翰，时任浙江省教育厅第四科科长；爷爷当时应任浙江省教育厅视导员。此日记记于陈布雷入主国民党中枢后，回杭小住，并会见诸位浙江教育厅原部下时的情景，从中不难看出陈布雷当时那种“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心情。
（四）。
张道藩(贵州盘县人）任民国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是在1930年陈步雷担任民国教育部副部长期间。1931年陈布雷再次任浙江教育厅长。张道藩去职，旋任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1942年后分别任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国民党海外部部长，国民党中央电影企业公司董事长等职。1949年1月被公布为第二批战犯之一，1949年逃台后，曾任国民党中常务，“立法院”（第四任）院长等职。
1934年陈布雷入主国民党中枢后，由其推荐叶溯中为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但此前蒋介石的亲戚蒋志澄以主任秘书身份，想暂代陈的厅长之职，后接班。陈不悦，言无主任秘书一职之说，弄得浙教育厅一时无人问事。后蒋志澄调任四川教育厅长，蒋介石亲定由陈布雷推荐的叶溯中，许绍棣等四人中的叶为新任浙江教育厅长。笔者以为，这件事虽不大，但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陈为人的执拗和当时蒋对陈的倚重以及两人刚合作时的紧密。
叶溯中（浙江温州人）1934年4月~1934年12月担任浙江教育厅厅长，时间也不长。叶1949年逃台。1950年在台北创办复兴书局，从事出版事业。对民国浙江教育厅来说，张，叶都属昙花一现的人物，谈不上对浙江教育有何贡献。
许绍棣（浙江台州人）担任浙江教育厅厅长前后近10年，包括抗战时期。但张道藩，许绍棣闻名全国不是他们对文化教育的贡献，而是他们各自的一段艳事。（在下卷中详述）
注：“”部分选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畏垒室日记》（陈布雷日记）中民国25年1~2月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