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都回来了。”李双德不假思索的回答。
实际上樊江并没有给李双德汇报全乡回来的户数，李双德这样回答是想让县上以后不要再检查和督促这项麻缠的工作了。王恩泽考虑到眼下县里的财政这么紧缺，迁移一户就得花几千块钱，迁去的农户都跑回来了，而村民们啥时间要往回跑，谁也没办法把他们的腿脚栓住。县上拿钱给迁移户在海西盖的房子等于给人家海西人办了好事儿。于是他对李双德说：“这事儿以后再议吧。”
张三宝是半年前从部队复原回到张家峪村的。两个月以前，他接替了村党支部书记老张的职务。上任那天没有任何仪式，全村除了卸任的老张和张三宝本人之外再没第三个人参与这件事。乡上没来一个领导干部，只是派了乡计划生育专干樊江来象征性的作了个监交手续。
移交手续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老张从一个被烟熏的黑里透亮的木柜里拿出了那枚张家峪村党支部的木制章子，章子上的字还棱角分明，看上去没用过几次。和那枚章子放在一起的还有一个红色的印泥盒子。樊江打开印泥盒子看了看，里面的印泥早已经干涸了。一把老式算盘和一本十六开的便签纸是村里唯一的公共财产。老张把党支部的章子和那盒已经干涸了的印泥还有那把算盘放在张三宝面前，张三宝给老张打了个收条，移交手续就算办完了。因为没有任何帐目需要核对，也没有什么财产需要清点，所以整个移交过程没用半个时辰的工夫就结束了。移交手续办完后，为感谢乡干部樊江走几十里的山路到张家峪来，老张特意从房梁上取下了一条野猪腿煮了，樊江美美实实地饱吃了一顿就走了。
“今儿有空没有？”樊江走了以后张三宝问老张。
“没啥事儿”。老张说。
“没事儿就到我家去坐坐”张三宝说。
“行。我正想着有些话得给你说道说道。”老张说。
从老张家出来，俩人来到张三宝家里。一进屋，张三宝就吆喝媳妇玉翠：“弄俩菜，我和老张叔喝两盅。”
张三宝把一张不到两尺大的小炕桌搬在炕中间，从箱子里翻出了一瓶三粮液放在炕桌上，又从灶屋里拿了俩碗说：“咱爷俩今儿痛快痛快”。
老张虽说是粗识字，但“三粮液”仨字儿还是认得。他把酒瓶拿在手里转了几个圈儿，一边欣赏着酒瓶的造型一边说：“这酒多少钱？怕是挺金贵的吧？”
“也不算是太贵，几十块钱，还是复原回来的时候部队战友给送的，一直没舍得喝。”张三宝说。
“你个鬼孙，有好酒也不早请你叔喝”。老张说。
“今儿请叔喝也不晚嘛。”张三宝说着把一瓶酒均匀地倒在两个碗里。先恭敬地把一碗递给老张，然后自己端起另一碗说：“叔，今儿侄娃子诚心给您敬个酒，向叔您好好讨教讨教。”
老张端起碗猛猛呷了一大口，寻思了一阵子说：“也没啥好讨教的，一句话——该干啥干啥。”
张三宝觉得老张的这句摸棱两可的话太模糊了，让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啥叫该干啥干啥？他呷了一口酒朝老张直眨眼睛。
老张看出来张三宝没便来自己话的意思，便笑着说：“翻过这个年我就满六十了，虽说我老张没文化，但从‘文革’前当支书到现在也快三十年了。‘文革’那阵子你还往牛牛里灌土呢！那会儿山外边到处都在‘造反’，咱张家峪这个山旮旯太偏僻，村里既没有走资派，也没有啥牛鬼蛇神，造反派们在咱这里没啥反可造，所以‘革命风暴’始终也没刮到咱这山沟里。‘文革’从开始到结束，对咱张家峪人来说好象什么都没发生过，村里人依照咱先人留下的惯例，该干啥还是干啥。我老张就是在这么一种和谐、平安的环境中稳稳当当地做了近三十年的‘村官’。我这么一说，你该便来了吧？”
张三宝似乎听出了点眉目，但还是不完全明白，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老张又猛猛地呷了口酒说：“打从前年乡上给咱村挂了超计划生育的黄牌以后，我已多次向乡上提出不干了，乡上也考虑到我的年龄大了也该换换了，（实际是村里的计划生育工作连续两年拖了全乡的后腿，乡上准备免去他的村支书职务）但从咱张家峪全村男女老少中找遍了也找不出个合适的人选。乡上想从临村派个人来，可是派了几个人，人家都嫌咱张家峪太穷，没一个愿意干的。好不容易等到你复员回来了，总算解开了我心头的这个疙瘩。”
说话的当儿，张三宝的媳妇玉翠端来了一盘炒鸡蛋放在了炕桌上。老张拿起筷子夹了一口接着说：“按乡上领导的话说，让三宝你当咱张家峪村的支书有两个原因，一来你是咱张家峪村唯一进县城念过书的人，算是咱村里最有文化的人了。二来你当过兵，出过远门儿，见过世面。今儿个就算你正式上任了，要说我给你传授点啥，还是那句话——该干啥干啥。”
“叔你说啥叫该干啥干啥？我咋还是没便来。”趁着酒劲，张三宝直言问道。
“还说你脑子好使，连这话都便不来！”老张提高嗓门不悦意地说：“就是村里人想弄啥就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