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娃在父亲坟前坐了很久。父亲去世前给自己说的那些话和他讲的那些“家世”，再一次浮现在他脑海里.
二娃到杨杜沟插队劳动的第二年冬天，一个天气阴沉沉的下午，杨支书手里捏着一封信来到他住的牌坊楼子，把一封信递给二娃就转身走了。他让杨支书坐会儿，杨支书说还有事儿，忙着。
二娃拆开信一看是父亲熟悉的笔迹：
“娃儿：你已经半年多没回来了，爸爸很想你，这些日子我的身体不太好，已经住院二十几天了，如果可以的话，爸爸想见见你。村上如果不准假就算了。
爸爸
x月x日
晚上，二娃到杨支书家里，把父亲生病住院的事儿给杨支书说了说，提出请几天假回去看看父亲。
“队里的事儿你就不用管咧，回去多住些日子，侍候着你爹早点把病看好。”杨支书皱着眉头说。
“我爸稍好一些我就马上回来。”二娃低着头说。
说话间，杨支书的老伴儿提着一篮子鸡蛋从里屋出来，她把一篮子鸡蛋放在二娃旁边说：“赶明儿带上，让你爹补养补养。”二娃急忙站起来说：“阿姨，这.”
“拿着吧，”杨支书说：“咱乡下也没个别啥好东西。你对你爹说我问候他，我们望着他早点儿好咧。”
第二天中午，二娃带着杨支书家给的一篮子鸡蛋，搭上了从红堡公社返回文江县城的班车。
文江县医院住院部里，二娃看见了半年多没见面的父亲。父亲躺在病床上，胳膊上打着吊针，又青又黄的脸显得十分憔悴。看见二娃，父亲的脸上露出了微笑。二娃走到父亲床边轻声喊了声：“爸”。父亲吃力地欠了欠身子，伸出干瘦如柴的手摸了摸二娃的头说：“回来了就好，爸爸看看你心里就踏实了。”
二娃紧紧地拉着父亲的手，眼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哭个啥？就是我死了也没个啥，人哪有不死的？”父亲依然微笑着说。
“爸，你会好的，你不会死，不会的！”二娃抹了一把眼泪说。
“唉！你不用安慰我了，我的病我自己知道，活不了多久了。”父亲叹息了一声说：“爸爸给你说几句话你记着，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踏踏实实的做事，堂堂正正的做人，要行的端，走的正。永远做对别人有益的事儿，不做损人利己的事儿。还有，你永远记着，爸爸不是什么叛徒、特务，爸爸忠心耿耿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了一辈子。虽说现在爸爸还蒙受着冤屈，但是你一定要坚信，总有一天爸爸的问题会弄清楚的，爸爸是相信组织的，你也要有这个坚强的信念。”
“爸你放心，任何时候我都按你说的做！”二娃抽泣道。
父子俩人正说着，一个中年女医生走进病房问：“李锐的家属来了没有？”
“我就是。”二娃抹了一把眼泪急忙说。
“请跟我来一下。”
二娃把带来的一篮子鸡蛋提上，跟着医生走出了病房。
“你是李锐的什么人？”女医生在办公室里问二娃。
“我是他儿子。”
“你们家还有什么人没有？”
“没有了，就我和父亲两个人。”
“那我告诉你，你父亲得的是肝癌，已经到晚期了，估计再没多长时间了，你要有个准备。”女医生很认真地说。
“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二娃哀求道。
“没有。”女医生摇着头说：“这种病目前世界上还都没有办法.”
从医生办公室出来，二娃强装着笑脸走到父亲的床边。
“大夫怎么说？”父亲问。
“大夫说你的病没啥大碍，让你放心好好调养，过些日子就好了，但是要保持愉快的心情。”二娃低着头说。
“别哄我了。”父亲苦笑了一下说。停了一会儿，父亲用低沉的语气，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二娃说：“死我不怕，从参加革命那会儿我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那么多老战友都在战场上牺牲了，我能活到今天算是命大。遗憾的是在我死之前，他们强加在我头上的叛徒、美帝国主义特务这两顶帽子和那些子虚乌有的罪名没有澄清，我心不甘！虽然我相信组织上不会冤枉好人，可是给我澄清问题的那一天我是看不到了。唉！”父亲拉着二娃的手说：“娃儿，我死后，总有一天组织上会给我平反昭雪的，到时候你一定到我的坟上去告诉我一声。”
“爸，你不会死的，你一定会看到给你平反那天的！”二娃抹着眼泪说。
“看不到了。”父亲说：“但是我坚信总会有那么一天的！爸说的话你一定要记住，到时候去我的坟上给我说一声，我在九泉下也就瞑目了。”
父亲指了指床头跟前的暖水瓶，二娃给父亲倒了一杯水，父亲喝了一口接着说：“你已经长大了，咱们家的一些事儿也该给你说说了。爸爸虽然是一个革命者，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可咱们的世家并不是无产阶级，咱家的祖上原是革命的对象。你爷爷曾是咱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