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饭又端上茶来，一家人都坐在炕上，翠花婶她舅妈就说：“他姐，这些年你们也没要个孩子？”翠花婶上次和赵大嚷嚷来借粮时就把孙大裤裆让娘家狗咬的事说了。她舅妈的话是问他们为啥没抱养个孩子。孙大裤裆就接着话茬说：“打多咱我就跟他姐说抱养个孩子，我们漠北养不起孩子的多了，他姐死活不干。”
“要是我说，能生还是自己生。”坐在屋地下靠山墙边翠花婶的表弟搭话了。他先朝孙大裤裆说：“姐夫，我说话你介意不？”孙大裤裆一摇头说：“一个说话唠嗑儿的事，我有什么好介意的。”翠花婶的表弟说：“那你们不介意我可就说了。人家上海现在兴这样的事，要是女的不生育，男的找女的叫借腹生子，生下来抱回自己女人养。要是男的不生育，就女的找外边一个男的叫借种生子，生下来就是自己的了。
我们公社供销社有一个叫孙猴子的采购员经常跑上海就遇上这事了。一天在上海，孙猴子去看电影回来的路上和一对也是看电影的夫妇搭上话了。那对夫妇问他是哪里人干啥的家里都有什么人几个孩子，孙猴子都一一如实作了回答。嗨，姐，姐夫，那孙猴子是因为太精了，说他猴精猴精的，跟长相没啥关系，人长的可帅可漂亮了，个子比姐夫要高出一头来，比我长的还白净，不干力气活，细皮嫩肉的，长瓜脸大眼睛，可标致了。这一来二去地就跟人家闹熟了。说是有一天那对夫妇在家里摆上酒席请孙猴子去家里吃饭。酒喝至半酣，那男的说话了，他说‘哥们儿，我们看你这人为人做事都不错，身体又好，我们俩想求你一件事。姐，姐夫，你们真不介意？那我可就接着往下说了。”
翠花婶她表弟喝了口茶接着说：“那男的给孙猴子满了一杯酒说，我们家啥都有，吃好的用好的穿好的，可就是一样，我不生育。这往后没个孩子接续我这个家业，我对不起祖宗。所以我俩商量想结你这个朋友，结你这个亲戚，你来我们家住一段时间，你旅馆的宿费我给你照付。这事就咱们三个知道，往后真有了孩子也不能让他知道。我们要好好谢承你，亏不了你的。这个孙猴子在外面好交好为的，可从来还没遇见这样求人的。他也就犹豫起来，那男的急了，‘扑通’一下就给孙猴子跪下了。孙猴子哪受得了，赶紧把那男的扶了起来也就应允了。”
“孙猴子在人家一来二去地住有一个多月，供销社知道他那一阵子净跑上海了。头年冬天上海那女的生了一个又白又胖的大小子，还给孙猴子邮来几大包东西，毛毯、衣服、皮鞋，净是值钱的，唉，还有五千块钱，那可是五千哪！来信还说，让孙猴子去上海务必还要到他们家。”
“哪有不透风的墙，孙猴子他媳妇不知怎么听着风了，这一通追问，最后孙猴子受不住刑法就如实交待了。他媳妇要拿着菜刀上上海拚命去，这算是给孙猴子看上了，她说孙猴子再要去上海她就跟着去，要是不让她去，她自己在家就上吊。现在吓得孙猴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她媳妇有一回跟孙猴子打仗，把上海邮来的东西都扔到院子里，可后来她又一件件捡了回去，她说人有罪这东西没罪。”翠花婶她表弟说得兴高采烈的，摸一把嘴巴又说：“好事尽让孙猴子摊上了，我啥时候出门也碰上一回。”
翠花婶她舅妈抄起扫炕的笤帚就向儿子打了过去，一边骂道：“这王八犊子孩子说着说着就没正经的了，赶紧给我干活去！”
把个翠花婶和孙大裤裆都听直眼了，她表弟笑着跑出去了，他们才回过神来。世间很多事情就像过去北方农民窗子上糊的那层窗户纸，隔着这层纸屋里看不见屋外的屋外看不见屋里的，只要把这薄薄的窗户纸捅一个窟窿，里外就都看明白了。翠花婶抬着脸瞅着窗户，孙大裤裆低下头好像核计着什么。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北方的农民那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还是很严重的，甚至是维系他们生存观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不像现在的年轻人这么不在乎孩子要么不要孩子要么完成任务似地只要一个孩子，还有的要个孩子只为好玩。现在绝不会有孙猴子那样的悲喜剧发生了，当试管婴儿的技术从实验室走入临床，当一些年轻人越来越把家庭和婚姻看淡，早年有些社会矛盾或许就自然消亡了。
翠花婶和孙大裤裆跟着第二趟漠北大队送黄豆车返回了漠北村。在当晚召开的漠北大队社员大会上赵大嚷嚷向拍着巴掌的社员们说：“好好干，只要老天爷不下刀子不下鸡蛋磙子，操******，咱们漠北大队往后吃粮不成啥事，我他妈地再不像三孙子似的跑到外边去借粮了，别的不说那忒丢脸，哪有种地的还缺粮食吃，咱们往后要学人家靠山屯，吃饱了肚子还要穿好衣裳，花钱也别整天抠抠搜搜的。”在会场前面地上坐着的在后面站着的社员们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我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幸结识一位研究农村经济的专家，我向他说起漠北农村也说起赵大嚷嚷。他说，不是北方农民没有生产的智慧与能力，而是公社化这种体制严重地束缚了人的创造能力和创造精神，也就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术语，还是一个发展经济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