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66年的7月，文化大革命就像是暴风骤雨说来就来了。
魏海，我那位大师哥造了校长的反，又改名叫魏反修，当了辽河县中学红卫兵的头儿。
我知道他和我们漠北村唯一在县里当干部的曹树林是小舅子和姐夫的关系。有一天突然在学校的大喇叭里喊出革命倡议，说黑石镇的黑石二字是封资修，要坚决革掉，应改名为红石镇。没想到魏反修这帮人的倡议立刻得到不少人的响应，当天还竟然有几百人上了街敲锣打鼓，打着横幅坚决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
当时县委书记是中央组织部刚从外省调来的，县长就是大炼钢铁时的那位工业局长，听到魏反修他们的倡议，又看到有人上街游行支持，第二天县委县政府也就表态，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把黑石镇改称红石镇。
一直到1978年，县委提出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于是红石镇才又改为黑石镇，这一折腾竟过去了十二年。
新来的县委书记说：“可别小看了这块小小的黑石头，它既有科学元素又有文化元素，应该是辽河县一块黑色的金招牌。辽河县不是没有资源，地上的地下的，现代的古代的都有，就看你能不能用好。根本的问题是人的素质人的观念，这个问题不解决，老在是黑还是红上耍花样，辽河县永远也好不了。”
1977年的冬天恢复高考后，我考上了南方一所大学，毕业后也就留在南方工作。临上大学前，我特意到我的师哥魏反修的墓前默默地站立了足有一个小时。
十年前，魏反修下葬时，墓前立的是一块黑色的大理石碑，上面镌刻着“魏反修烈士之墓”七个魏碑体的用红漆涂写的字，那七个鲜红的字仍像从他的胸前、腹部淌着的鲜血。
我在他的墓前站立着，那块黑色的大理石碑早已经不知了去向，也许像青山寺院墙根基的石块那样早就被人搬去垒猪圈了。魏反修的坟墓也没有以前那么高大，简直与漠北村人说的地羊（鼹鼠）堆差不多一样大小。和他的坟堆儿并排的还有几个，都是文化大革命中武斗死去的“烈士”，坟堆儿都是一样的趴在沙土地上，墓碑也都不见了踪影。
墓地旁有几株孤零零的老杨树在寒风中抖动着，有两棵老杨树干挺的树杈上还搭了喜鹊的窝，却不知怎么的，树杈上落着的是几只黑老鸹。黑老鸹并不搭理杨树下站着的我，只是迎风蹲在树杈上缩着脑袋等待着，它们在等什么呢？
我在寒风中站立着，脚有些冻麻木了，但觉得麻木的更是脑袋，脑袋里觉得有点木还有点儿发胀。但我还是想起了好多的人，特别是我的漠北村里的那些人那些事。我似乎冻僵了的脑袋里任何杂念都没有了，像是一卷早已演完了的电影胶带重又倒了回去，只是不那么连续地播放，而是一会儿一个人物的形象一会儿又是一个场景或顶多是几个场景联在一起不断地晃动着。
我记得那是一个星期日傍晌午的时候，漠北村一些人聚在村西头的大柳树下。
我是头天下午从学校回来的。
这一阵子，不知是怎么的，我总想回家。学校里乱哄哄的，老师上课总瞅着窗外，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魏反修他们则在他们教室的门口贴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不要说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就是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老师也个个蔫头耷拉脑袋的。接着，血统论像瘟疫一样在校园蔓延开来，“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地富反坏右”是黑五类，黑五类的儿女都是“狗崽子”。
我听父亲讲，我爷爷那时候曾雇过两个耪青的，虽然父亲一直在外地读书教书但也被划了富农，我自己也在狗崽子之列。
我本来是喜欢打乒乓球的，在1965年夏季辽河县乒乓球少年组竞赛中，我曾取得第三名的好成绩。尤其是我的反手削球，小小的球儿落在对方案子上，似乎有了粘性，令许多对手都因挑不起球而败下阵去。许多个星期****宁可不回家也要约人去打乒乓球。但现在，我觉得一切都没有意思了，乒乓球拍掂在手里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加上天气干旱，满眼的世界都是无精打采的，于是一放假我就马上跑回家。
黑石镇离漠北村也就是三十几里的路程，但有二十多里要在沙丘中穿行，要翻好多沙梁，得四、五个小时才能到家。
八月的小腾格里，远远近近的沙丘就像是烤炉中一块块燃烧着的焦炭，炙烤着西辽河两岸大大小小的村落。我和人们一起聚在大柳树下，人群里有木匠刘三、任三爷、赵老蔫、曹树林、翠花婶、小学校的王老师，还有翠花婶的男人我们背地里叫孙大裤裆的孙老五，漠北村唯一扛过枪的张老倔。
诸位读者，为着后面的故事读起来有谱，我在本章中会对出现的人和事多啰嗦几句，您别嫌絮叨。
这些人有的倚靠着老柳树，有的骑在老柳树隆起的树根上，有的蹲在地上，有的用衣襟扇着风，人们对着的是漠北村通向村外的大道，那架势盼望着顺大道来一股风才好。
这棵大柳树怕有上百年甚至是几百年的年岁了。木匠刘三听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