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派，而受压制的人往往选择了红旗派。
杨建国虽然出身工人家庭，但因为从小淘气，从小不受老师重视，认为他调皮捣蛋，连父亲都总嫌他给自己找麻烦，小学连少先队都加入不了。到中学时讲阶级成分了，耿直率性的他仍不为老师和团支部重视，也入不了团。“文革”之初，说是“红五类”子女吃香了，而杨建国感受到的还是干部子弟吃香，所谓的工农子弟不过是陪太子读书罢了。他对受到的排斥是很不满意的，说：“跟着上头跑的人才受重视。”
李轼因父亲是右派，被划到了“黑五类”子女行列，自然也是受到压制的。文化大革命串联开始时，李轼为了出去串联，要班上的红卫兵组织开证明，管事的人说不行。杨建国竭力为他申辩，说李轼父亲已经摘帽了，管事的人说摘帽了照样是右派。李轼和杨建国对此非常不满意，一怒之下，投身红旗派去了。他们都天真地认为现实中这种种的不公，都是******革命路线对立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正好**他老人家号召大家起来造反，李轼和杨建国都不约而同地参加了红旗派，心里想这不是可以讨回一个公平世界吗？
不同的是，杨建国是理所当然的红卫兵，袖子上套一个红卫兵的袖章笼笼。而李轼没有资格当红卫兵，只能混迹于红卫兵的外围组织“红友军”，却不好意思戴那笼笼，怕画蛇添足，自找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