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的内部却出现了分化，出现了两种争论不休的意见：一种极力主张对法宣战；一种则选择了苟且偷生，希望清政府能派人向法求和。主战者主要是驻法公使曾纪泽以及湘系官僚如左宗棠、刘坤一、彭玉麟等，另外以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首的清流派，如张佩纶、张之洞、陈宝琛等也主战。他们认为就道义责任和利害关系而言，中国都应该出兵保护越南。第一，中越存在着历史上的宗藩关系，越南受到侵略，中国应该发挥宗主国的国威；第二，中越山水相连，唇齿相依，法国侵越，“非徒并越，而特欲以越为根脚耳。粤边之煤矿，滇中之金矿，无不垂涎”，所以中国保护越南就是为了“自固藩篱计”，“断无坐视之理”。
与主战相反的主和者是淮系官僚，主要代表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他们认为中越宗藩关系不复存在，中国没有必要为越南“代为力证经营”。中国“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争”，对法议和，不过“伏边患于将来，”若与法国失和开战，“则兵端开于俄顷”，中国即使“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从此“兵连祸结”，将国无宁日。
就在两方互相争吵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慈禧太后也拿不准主意了。她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对法侵越表示抗议，并且续向黑旗军提供饷银、军械等，助其抗法，同时密谕两广地方督抚：“目前办法，总以固守北圻为主，倘法人侵及我军驻扎之地，则衅自彼开，自不能不与接仗”。另一方面却又授权李鸿章，谋求与法议和，再三谕令驻越清军“不可衅自我开，转滋口实”。清政府这种和战不定，消极的态度并没有换来和平，相反进一步助长了法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1883年12月，法国议会通过了追加2900万法郎军费和1。5万名远征军的侵华方案。12月11日，法军司令孤拔率兵六千，从河内出发，水陆并进，向驻扎在北圻山西的清军和黑旗军发起进攻，中法战争由此爆发。清军统帅、云南巡抚唐炯“弃军而逃”，黑旗军拒险与法军激战数日，以力单无援撤退，山西失守。1884年2月，法国增援部队到达河内，由米乐接任法远征军司令。3月，法军1。2万人分别由米乐和尼格里指挥，分兵两路会攻北宁。北宁南控河内，北蔽谅山，是清军经营一年有余的军事要地。清政府多次命令驻越清军全力守住北宁，阻遏法军向中越边境推进。但清军统帅、广西巡抚徐延旭“事前既疏于布置，临时复勇于溃退，敌犹未至，望风而遁。”谅江、郎甲等地失守。4月初，西线战场上兴化、临洮、宣光等地也相继失守。
败讯传来，朝野震惊。慈禧太后也是勃然大怒，下旨将广西巡抚徐延旭革职交刑部治罪；将云南巡抚唐炯革职拿问；命张凯嵩署云南巡抚，李用清暂理贵州巡抚，潘鼎新署广西巡抚。十天之内，接连撤换前线将帅，足以表明她的愤怒之情。
其实慈禧的愤怒并不是在唐炯身上，唐炯只是老佛爷此时的出气筒，她真正痛恨的是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军机处作为中法战争期间负责军事机务的最高指挥机构，在处理中法谈判和法越争端中，一直主张通过外交途径避免战争，不敢和法军正面交战，以退让换取边疆和平，致使朝廷充斥避战求和的气氛。而奕?正是这一主张的积极倡导者。他和李鸿章对法让步、力保和局的论调相互呼应，导致了徐延旭、唐炯等前线大员观望犹豫、军心怠散、战不出力、溃逃败退的不堪局面。
朝局大变甲申易枢，法国野心不减引马尾海战
奕?之所以主和，很有可能是对当时的国际局面判断错误，也过于依赖其他国家的调和，对于中法战争估错了形势。所以他按自己的理解热衷于外交谈判，而对备战固边的指令，只作例行公事对待。这恰恰触犯了原本就对奕?心存不满的慈禧太后的底线，感到他故意不积极执行自己的意图，越发怀疑他藐视权威、不愿支持自己独立主政，怨恨之情油然而生。
事有凑巧，4月3日，一份奏折递到了慈禧太后手中。奏折指责张佩纶和一班军机大臣李鸿藻、奕訢、宝鋆等人无知人之明，用所非人，致使前线失利，要求严处。奏折正中慈禧下怀，她有了可以发作的借口。于是，就在当天她召见奕?等全班军机，声色俱厉地斥责他们迁移因循，致使边防不靖，海防粉饰，疆臣苟且，国用空虚，坏了皇朝大业。措辞之严苛，态度之专横，神色之冷竣，为历来所未见，吓得大臣们噤若寒蝉，不敢吱声。
五天后即4月8日，慈禧颁下懿旨，免去奕訢、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一切职务。其中奕訢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著令其“家居养疾”；宝鋆著原品休致；李鸿藻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翁同龢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不用说，奕?处分最重，被一撸到底，撵回恭王府。不得与闻朝政，“家居养疾”，做个闲散的王爷。同一天，又任命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侍郎孙毓汶为军机大臣。次日，又颁布懿旨，命军机处若遇紧急要事，著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