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正当慈禧命清军进入朝鲜、平定“壬午兵变”之时，西南边疆因法国侵略越南而造成的边疆危机日益严重起来，慈禧不得不认真考虑对策。中法战争的核心，是围绕着越南主权的争夺，这种争夺早在拿破仑三世掌权的1858年就开始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国趁清政府内外交困之际，派遣远征军入侵越南南部，于1862年迫使越南阮氏王朝签订了第一次《西贡条约》，割占了嘉定、边和、定祥三省及昆仑岛。1867年又占领永隆、河仙、昭笃三省。在越南南部建立了法属殖民地，并控制了湄公河三角洲。
法国原想从湄公河上溯，侵入我国云南。但后来发现湄公河上游不能通航，便改变计划，准备出兵占领越南北部的北圻，由红河进入云南。然而当时，正赶上慈禧第一次垂帘听政，举国之力都在集中“征剿”太平军和捻军，既无力顾及藩属国的安危，又缺乏足够的外事交涉经验和实力，对法越冲突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
刘永福率“黑旗军”打败法国人，慈禧太后“保藩固边”
同治十二年正月，即1873年2月，两宫太后撤帘还政，同治皇帝亲政。这年10月，法国驻西贡总督派海军上尉安邺统军北上进攻北圻，占领河内及附近四省。此时的越南国王按捺不住了，他只得向驻屯于保胜的刘永福黑旗军求助。
刘永福的黑旗军来历非常不平凡。刘永福，字渊亭，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人，祖籍博白东平。在他20岁那年，因为太平天国运动，参加广西天地会反清起义，后来投入起义军吴亚忠部。在和清军战斗中，刘永福认为敌我力量悬殊，不宜孤城困守，建议突围转移，保存有生力量。吴亚忠不听，他便借筹粮之机，率300余人脱离吴部，独立转战。1867年，刘永福跟他的部下退到了南北部的中越边境，以保胜为中心实行武装割据。在这里，他采取屯垦练兵、保境安民的措施，军队垦荒、自给自足；刘永福索性树起七星黑旗，成立黑旗军了。黑旗军标榜忠义，注重内部团结，关心官兵疾苦，平时精于训练，战时勇敢杀敌。就是在这种艰苦环境下，黑旗军被训练成一支具有很强战斗力的队伍，不少小股武装纷纷投靠，到1873年，已经扩展到1000余人。越南阮氏王朝在“剿抚不能”的处境下，只能坐视他的强大，不过黑旗军既不扰民，又不与当地政府纠葛，有时甚至还可利用来清除边境土匪、消除隐患，所以双方长期以来处于暗中默契、和平共处的状态下。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刘永福欣然接受了越南阮朝皇帝阮福时邀请、率领黑旗军抗击法军，1873年11月，黑旗军在距离河内二里的纸桥设伏，诱敌出击。法军中计追击，伏兵四起，法军死伤数十人，安邺上尉被打死。法军群龙无首，大败而回，被迫退出河内和红河三角洲地区，龟缩海防一线。这次大捷，打乱了法军企图侵占北圻的计划，推迟了法国吞并越南、凯觎中国的计划达10年之久。战后，刘永福被越南国王授三宣副提督，黑旗军也从此结束了落草为寇的尴尬地位，转而成为一个正规部队；与此同时，清政府也改变了对待黑旗军的态度。过去，清政府对刘永福的黑旗军一直采取敌视、镇压的态度，只是因中越边境地形复杂，山高林密，不利于出境作战，所以始终未能得手。这次纸桥大捷，使得黑旗军成为法国侵略越南的巨大障碍，对避免中国出现西南边疆危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缓冲作用。此时朝中的慈禧太后已经是在第二次垂帘听政了，比之前精明了许多，于是开始改变策略，逐渐变敌视、镇压为默认保全，以达到“保藩固边”的目的。于是暗助黑旗军援越抗法，就成为“保藩固边”的题中之义。当然，对于黑旗军，老佛爷还是持有保守态度的，她只是为了固边保藩而利用它来牵制法军，所以只会暗中资助，绝对不会公开进行。黑旗军毕竟不是清廷手中的队伍，不能公然依靠和明目张胆地使用、调遣。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就体现了慈禧在黑旗军上面的暧昧态度，广西巡抚庆裕于1882年2月1日上奏，报告他已命提督黄桂兰以防匪为名，加派勇营驻扎越南边境，并且已经与刘永福有所接触，决定相互接应时，慈禧以上谕指出：刘永福未可深恃，且虑形迹太露转致枝节横生，尤当加意慎密。诏旨明显告诫庆裕，应着眼于一个“暗”字，不露形迹，避免节外生枝。
至于越南这边，依旧惧怕法国的势力侵略，1874年3月15日，越南受法国人的压迫和讹诈，在西贡签订了《越法和平同盟条约》，即第二次《西贡条约》，越南向法国开放红河，并给予法国在越南北部通商等多种权益。该约中虽然承认越南为独立国，但又称法以越南为保护国，实际上否定了中越当时的关系，为后面的发展埋下了隐患。越南处大国夹缝之间，两边都难违逆，只有一边承认法国权益，一边接着供奉中国。以下数年之内，越使又屡屡北去北京纳贡，并数次因内乱向中国乞援，中国都派兵戡乱。1875年5月25日，法国照会清政府，通告该约内容，意在争取清政府的承认，从而排除在历史上形成已久的中国在越南的影响。6月15日清政府复照，对该条约不予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