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彬玮这几天正在看一本叫《走向崇高》的书，大谈人的高贵与承担精神。
胡嘉峪刚读完《庄子》，唏嘘不已，呼吁大家都学一学庄子的洒脱。
吕任波上网刚回来，大呼身边没有几个养眼的美女，说发现个一ye情的网站，可直接聊天，太撩人了。
郭昊常叹息世风啊世风，何时能民德归厚。
学法律的任亚杰解释说：“其实从法律的精神上来说，抱有任何主观意图都是无过错的，但行为上一旦做出违反道德的事情则会有消极的后果，只在脑子里想一想无所谓，强奸算有罪，但意淫无法定罪。”
张彬玮说：“非也，人的有目的行为全是受意识支配，经常想，有机会就会做，整天想着强奸，遇上机会可能真就办了，而内心经常约束反思忏悔罪恶动机的人即使遇上同样的机会可能就不办。所以一切道德教化首重内心，心中贼不可不防，防住心中贼自然就没有世间贼，在上帝那里，意淫也是罪。”
吕任波：“我*，这其实是人之常情，连想都不让想还能活吗，可能吗？”
任亚杰说：“然而法律则首重行为，意图只是作为量刑的参照，其实中国历史上因揣摩心意而被误解冤枉的人多了，秦人怀疑邻居偷斧子，怎么看邻居一举一动都像是偷斧子的人，后来自己找到了，怎么看邻居都不像小偷。历来皇帝担心大臣谋反，一旦大臣的行为引起猜忌，就有可能被扣上意欲谋反的帽子，被无辜冤杀的人有多少？所以定罪应以行为为准而不能去追究无犯罪行为的意图。”
吕任波：“谢谢任**官替我辩护，我在心里请你吃饭，呵呵。”
李宇琨说：“唉，平时怎么样的没人管，只有在关键时刻才能检验一个人的真正人格来。”
郭昊附和说：“就是，平时怎么说其实没用，还是到了事才能看出忠奸。”
胡嘉裕愤愤的，“平日只谈心性临危以死报国，这样的大臣于社稷有什么用？”
郭昊说：“总比平日说忠心耿耿，临危变节强多了，历史上有几个身死殉国的大臣？绝大多数都贪生怕死。”
李宇琨说：“其实也不能责怪他们，毕竟求生是生存第一本能，安全和发展是人追求的正常权力。个人主义认为个人是目的，国家和社会只是手段，说得多么坦诚，集体主义光口口声声说为大家为他人，而骨子里却是在为自己，长此以往就会造成整个文化的虚伪，人都必须要戴上面具才能出门，都是为了这张脸。”
胡嘉裕：“为了名节做奴隶。”
任亚杰：“谁规定非得要为了名节，西方文化就接受宽容那些为了活命而投降的军人嘛，换在咱这儿那就是叛徒，唉，没意思，当个叛徒也不错，多活一天是一天嘛。”
李宇琨说：“我*，敌人来了一看打不过人家我立马投降。”
任亚杰：“明智，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敌人用重金收买我，那我不说二话带着全家老小弃暗投明去。”
吕任波：“不用钱，只要给我俩AV女.优我二话不说立马代表祖宗改了姓。”
郭昊：“改姓龟田，叫龟田大波。”
任亚杰：“还是改姓**比较合适，**加大波，所向披靡。”
古灵终于忍不住开口了，来了一句，“真娘龌龊。”而这句话是古灵在大学时代的三大口头禅之一，另两句是：“管他呢，反正都一样，”还有“谁知道呢。”
李梓岚沉沉地说了一句，“都是被逼的，谁也别说谁。”
古灵这段时间看了不少传统经典，在课下也常与老师们交流探讨，有一次他问科技哲学老师：“为什么您总是说世界文化未来的出路在东方呢？”
科技哲学老师回答得很风趣，“你读过中国古代竖体的文本吗，比较一下与西方语言有何感觉上的不同？”
古灵一脸困惑，“没什么本质区别啊，都同样地传递信息表达思想啊。”
科技哲学老师笑了笑，“中国古代文体都是竖排，看快了就像是在不断点头称是，而西方语言由字母组成线性结构，只能横排，看快了就像是不断摇头否定，呵呵，这不仅是个巧合，而实际的情况是，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技总是在否定前人，又总是被后人推翻或超越，黑格尔说过：‘每一位哲学家都会站出来自豪地宣布，以往的哲学是要么不完善的要么是错误的，真理在自己这里，但是看看吧，抬其尸体出去的脚，就站在门口。’正是由于这种线型的语言构造使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只能一条路走到黑而不能像中国人从正反面或从整体上去把握整个世界，西方的科学后来总是被证实其局限性或谬误性，比如牛顿经典力学后来在超宏观和超微观领域被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超越，而西方的医学则在不断否定中进步，昨天说阑尾切了无所谓，今天又证实阑尾对人体很重要不能随便切除。总之，西方人总是在谬误中探索真理，直到有一天，他们能回过头来看看东方。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分别从两条路线上宣布西方哲学已走入死胡同无法找到出路。而中国的东西全是哲人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