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就谈到了大炼钢铁的问题。两人回想起在抗日战争中，这么大的中国都抵挡不住小小日本的进攻；在朝鲜战场上，我们能同美国人打了个平手，但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不小的。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们国家工业落后，钢铁太少。1949年解放时，我国的钢产量只有10万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钢产量达到了500万吨，这个速度应该是不慢的。但是与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
家兴认为现在上面提出要使钢产量翻一番，达到一千万吨，部队应该积极支持，响应号召，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但张荣却说，现在这大炼钢铁，土法上马，遍地开花，到处是小炼铁炉，不一定好。砸铁锅、折铁门，炼出个“粢饭团”，用处不大。家兴说也有同感，张荣关照此话只能他两个人之间说说而已，可不得外传，更不能作为政治资料对外宣传。
可这些事情到了君兰那里，就出了大问题。君兰认为大炼钢铁是对头的，应该积极支持。特别对当时提出的、农业上搞深翻能够多生产粮食，既能支援工业建设，又能改善人民的生活，还能使国家迅速富强起来的做法，大力支持！
有一天，卫生学校里也有人提出要种高产试验田，君兰开始是反对的。后来在来自上面的压力下，他这个副校长就奉命领了一批学生，到上海近郊农村的一个生产队里搞了一亩试验田。当时是进行了“深翻”，挖下去有丈把深后，就填上一层土，再加上一层草木灰肥料，这样一层又一层，填了十几层，最后下了一千斤麦种。说是根据“科学”理论测算，一颗种子如果长出100粒麦子，应该能生产十万斤粮食，这就好放一颗大大的“卫星”！
这王有德就在一旁拍手叫好，说这颗“卫星”一定会成功，完全没有问题。当然事情的结果是令人失望的。不要说高产，这试验田里最后没有收到多少粮食，君兰十分后悔搞这个试验。
后来，整个******运动在各方面的发展，出现了人们未曾预料到的结果。学校里除有埋怨声之外，对整个运动持怀疑、批评，甚至否定的言论都出来了。
一开始，君兰并没有随便发表个人的意见，最多只是私下里同王有德谈谈自己的感受，说了些对这场运动的一些个人想法，王有德不但表示有同感，而且还发表了不少更为激烈的言论。
反右开始后，领导上就到处追查反面言论。王有德就把这些话全部推到了君兰头上。就这样，君兰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与妻子爱芬一起被下放到江苏农村监督劳动。
就在前年冬天家兴来看望君兰的那一次，组织上已经对君兰夫妻两人落实了政策，解除了监督劳动。可君兰还是在大队养猪场里养猪，同时兼当大队小学里的算术老师，爱芬则当了大队的赤脚医生。
那天夜晚，也是个月黑夜，外面是伸手不见五指，正刮着风，并下起绵绵细雨。可是一个社员生急病，肚子痛拉稀来请爱芬出诊。这爱芬二话没说，背起药箱就出了门，君兰不放心就一同前往，家兴随即也跟了去。
这乡村小路泥泞不堪不说，半道上还遇到一条小河拦住了去路，可这小河上架设的是一根独木桥。这下雨天，月黑夜，独木桥上像刮过油似的，实在太滑，爱芬只得趴下身来，爬着过那座独木桥。君兰、家兴几次想伸出援手，但在独木桥上是有劲使不上。
爱芬爬着、爬着，最终还是从这独木桥上滑落到了小河里。最后还是家兴和君兰把她救上了岸。虽然已浑身湿透了，但她还是坚持着赶到了那个社员家里。这家人是看在眼里，感激在心里，见此状况都被感动得落了泪。
“现在大家实在舍不得他俩离开我们这里。”这大队李万生书记，还是很兴奋地继续对家兴他们介绍了君兰夫妇俩三年来在农村的表现，夸奖着说：“开始我们也不知道这对夫妻为什么下放到农村来，后来，大家才晓得是被人陷害的。可这三年中，这两人不但没有怨言，反而全心全意地为我们贫下中农、社员群众服务。这大队学校里的学生都非常爱载沈老师，而且社员也都喜欢这位好老师。”
这时，大队另一位干部插话说：“尤其是这位许医生，开始来时也是住在牛棚里，平时和社员同样下田劳动。当社员知道她是上海大医院来的医生，就找她看病问药。她从不拒绝，有问必答，而且非常认真、耐心地给大家看病。后来落实政策，叫她当大队赤脚医生，她更是不分白天黑夜，给社员看病。即使到了吃饭时间，不把病人看完，她是不会回家去吃饭的。特别是刮风下雨有重病人找她，她照样出诊。”
李书记接着又说：“我们大队的社员和干部确实非常同情、喜欢和敬爱这两个大学生国家干部，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热烈欢送。今天的这些鱼、肉、蔬菜，大部分是学生家长、社员群众，自发给送来的------”
那么就下去又怎么样了呢，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