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兼备、轻赋薄徭、贵柔守雌”等等关于道家黄老之学在戍守疆土、与民修养、选拔人才等等国策上的优越之处。
“朝廷的目标是儒道合一以儒为主以道为辅实现一种‘无为而有为’的治国理念。”焦玮郑重提出了朝廷支持儒道相融的建议。
对于朝廷来说单单依靠经学和道家黄老之学都无法解决在中兴大业推进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目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援道入儒儒道相融继而在新经学的基础上再创新儒学。
儒学是以伦理、政治为轴心的人文之学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是其他诸子百家所难以比拟的它具有熟通六艺重在教化和积极用世的优良传统拥有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观念其本身一直蕴藏着巨大的生命力是维护和支撑大汉的精神支柱它的主导地位不可动摇。
道家黄老之学淡出朝堂三百多年了再想把它竖起来事实上根本不可能。
黄老之学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吸取了自春秋战国以来的各种历史经验兼收了儒家、名家、阴阳家等各家之长比如黄老之学中的“无为”就吸取了法家的“一断于法”的精要和墨家的“恭俭朴素、强本节用”的思想大义。“阴阳尊卑”就包含了儒家之“善”。据“四时之度”颁布相应的政经制度实际上就是阴阳家的“因阴阳之大顺”。黄老之学因此成功建构了一个开放的有着多种学派内涵的具有很大包容性的灵活而又实用的一系列思想体系在本朝初年长盛不衰为本朝昌盛建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但董仲舒大师公开援道入儒儒道相融吸收了黄老之学的全部精华并利用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体系充实和挥了儒家义理然后在此基础上匪夷所思地构建了一个既有儒家的三纲五常又有道家的“天地、阴阳、四时”既有儒家的“改正朔易服色”的“有为”又有道家的“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的“无为”的崭新的儒学思想体系。经董仲舒加工后一向被看作“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的儒学摇身一变成了兼具“霸（黄老刑名）王（儒）之道”的大汉官学。既然道家黄老之学的精髓变成了董氏儒学的血肉黄老之学便不可避免地丧失了政治和理论上的双重优势不得不无奈地走向了衰落。
但黄老之学衰落了并不代表它的理论也就此丧失了生命力。
在黄老之学兴盛之期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在江淮间形成了一个研究黄老之学的学术中心在他的主持与组织下他与他的众多门客们合编了《淮南鸿烈》（也称《淮南子》）这部巨著。在《鸿烈》庞大的编写者中除刘安外苏飞、焦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人都是当时名扬天下的道家人物。书中的大多数篇章都是他们写的因此此书也成为本朝道家之渊府是本朝道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孝武皇帝初期太史令司马谈著写的《论六家之要指》是对黄老之学的又一次学术总结。（司马谈的老师之一就是著名道家学者黄生。）
在王莽的新朝和光武皇帝初期道学一度再起著名老学家严遵（蜀郡成都人）著写了《老子指归》一位托名河上公的隐士著写了《老子河上公章句》。虽然这两本书的理论不同于黄老之学但对道学还是一种继承和扬。
此后又有大儒王充展了道家“自然无为”的理论以“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为己任对今文经学和谶纬迷信相结合后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神学迷信展开了全面批判这直接打击了一部分大儒对经学的尊崇转而从道学中寻求支援很早便开始了援道入儒的研究。
道家黄老之学虽然独标高远玄之又玄但它没有脱离现实不讲“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不谈“三纲五常”不提阴阳怪异。援道入儒、儒道相融其实就是以道家黄老之学去解释《周易）、《论语》等儒家典籍以道家的“自然无为”去解释儒家的纲常名教从而以此来证明儒家的“名教”本是道家的“自然”。名教本是自然为名教的合理化、优越化提供一种新论证清除经学中那些烦琐臆说之风武断僵陋之习引导人们从“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神学蒙昧中摆脱出来以一种清醒的理性的态度重新思考社稷的现实重新探索大汉人的各种价值观念以便全力恢复儒学中的礼法名教用改良后的儒家济世之学重建大汉王朝。
当初儒学为了影响和指导国策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儒道相融援道入儒在孝武皇帝的支持下终于在董仲舒大儒的手中创建了新儒学继而帮助孝武皇帝建下了盖世功勋帮助大汉开疆拓土威临天下。
今天走入歧途和衰落的经学同样为了中兴大汉为了治国平天下要不惜一切代价儒道相融援道入儒利用三百年来道家黄老之学的学术研究成果来改良儒学再次创建新儒学从而帮助大汉走向中兴走向强大。
当年孝武皇帝雄才大略需要北击匈奴需要开疆拓土因此需要集权需要有崭新的学术思想为纵横四海的国策做基础结果在他的支持下出现了董仲舒的新儒学。
今天大汉从废墟中站起来需要统一天下需要中兴社稷因此需要皇权和相权的有效制衡需要有崭新的学术思想为与民修养的国策做基础需要大将军和长公主联手镇制长安扶持道家黄老学说迫使经学不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