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上海相比，安徽的造反显得土了点，火药味不浓，不够档次，上不得台盘。上海来人一了解，怎么贵校还有李济仁这种与当权者穿一条裤子者，居然还能逍遥法外，啥事也没有。再一追究，岂止是与当权者穿一条裤子，与牛鬼蛇神也是不清不楚。于是，秋后算账，双罪并罚，李老的问题一下子就升级了，被冠之以铁杆老保——走资派的保护伞与牛鬼蛇神的保护伞，受到管制。而李老问题升级之时，正赶上运动也升级了，升级到了暴力层面，文斗也演化成武斗了，像李老这种非主要斗争对象，即使只是受了株连，也是要戴高帽子背牌子示众的，那些主要斗争对象的日子简直就没法过了。天性善良的李老哪里见过这种阵式，自身受管制批斗，他并不是特别在意，毕竟只是受波及，而其他挨斗者受暴力殴打的场面，他实在看不下去。但到了那个乱局之中，这种事情就由不得李老了，你看不下去也得看，而每看一次暴力场面，李老就会哭一次，每次这种失态的哭，又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有一次，看到刘晓峰院长，是个老红军，被打得跪地求饶，遍体鳞伤，生命垂危，李老也顾不上哭了，救人要紧。但当时李老并不是自由之身，他就找加入了派别的陶老师，让他赶快救刘院长，迟了就没命了。陶老师表现不错，知道情况严重，加紧施救，终于救了刘院长一命。还有教务处的总支书记徐观，也被关被斗得人发战手发抖，李老也及时叫来了学校里针灸术最为高明的张维老师，赶快用针灸控制了病情。古人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李老身陷囹圄，穷之极矣，独善其身尚不能够，却在做兼济天下之事，看来李济仁的名字也不是白叫的。
大乱中的那些暴力场面对李老的刺激太大了，以至四十多年后，李老提到这些事，仍然有心惊肉跳之感。像附属医院院长肖世鸿被涂了花脸，跪在地下，被鞭打着膝行而前的场面，怎么也不会从李老的心头抹去。李老在文革中流了无数的泪，非其好流泪也，实在是这种暴行与他的天性格格不入也。而且李老的流泪，并不意味着其性格的软弱，他不顾自身安危，一次次挺身而出对落难之人施以援手，就体现了其过人的胆识、气节与风骨。李老对自己行医一生曾有这样的评价：未敢抱经国治世之宏愿，但常怀拯疾济羸之仁心。以李老的自况验之于他的文革经历，亦若合符节。救国无心亦无力，济弱有心且有为。当年的李老乃一介普通年轻教师，于决定国运之秘事，无缘与闻，对自身之命运亦无从把握，当时最合适的做法莫过于跟着走、随大流，至少还能落个法不责众，而你一个人逆势而为，私下里接济落难者，你实际上已经把自己置于更加危险的境地了。以李老之智，岂能不知这样做的危险？然而他的天性他的良知，决定了他即使在万分危险的乱局之中，也必须追随天性与良知去做当时不允许做的事。李老岂好行险哉，实在是有自己非这样做不可的理由。举头三尺有神明。李老头顶的神明，就是与生俱来的良心。良心人人都有，只不过是在大乱之时，人们或者漠视良心的存在，或者泯灭良心行事，但在李老这里，无形的良心，比有形的险恶形势更加有力量。故李老行于其不得不行，止于其不得不止。止于何地，止于不玉石俱焚，止于不达无可挽回、陷于没顶之境。李老经常对落难者施救，与他的医者身份是吻合的，这种做法相当于打擦边球，亦属于可不深究者。
其实，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中，在巨大的压力下，李老即便说点违心的话，甚至于做点违心的事，时代与人们也不会太介意，因为大势所趋，大家都是这么干的，社会上人很渺小，到了乱世就更比鸿毛不如了。但李老之所为，显然与大多数人有所不同，正是实践了“未敢抱经国治世之宏愿，但常怀拯疾济羸之仁心”的生平抱负。当然，如果没有过人的胆识是不会这样做的，没有过硬的风骨也是不会这样做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风骨呢？答曰：此即侠之大者的风骨是也。司马迁在《侠客列传》中描写了一些他心目中的侠者，并非都是后人以为的那种武艺高强之士，而是特别能急人之难。故侠义的风骨就在于能急人之难。造反派封给李老的两把伞，实际上正标示出了李老的这种急人之难铮铮风骨。此时的李老，称其为李济仁已不够了，简直应该叫做李济世了。
然而，无论你心存济世也好，扶危济困也好，在文革的乱局中捏死你这样的人，跟捏死只蚂蚁没什么区别，实在是不会引起任何反响的。因此，李老扛着两把伞，居然能够大体上安然度过文革，也是可以探求一下其内在道理的。菜九以为，这内在的道理大致为：一是李老的祖上积德庇佑，显得有点命大；二是李老平时人缘好，现实中并没有真正与他个人过不去的人；三是李老做那些善事时，分寸拿捏得比较合适，没有过分激怒那些可以施暴的人；四是李老毕竟是精于医术者，运动之前可能就施惠广泛，何况山不转水转，三十年河东转河西，任何人都有可能日后要仰仗李老的医术过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