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能继续上学的倔伢子自然成了生产队“修地球”的半劳力。他家所在地东港公社大队谷仓生产队，有八十多个人口，二十几户社员，六十亩耕地全在离家二里路的东港塅。谷仓队居住分散，二十多户人家遍布在东港镇的大街小巷，出工早的早迟的迟。早来的会在城门口老李家呆着等齐伴，尤其是要等到队长来了才浩浩荡荡地开到田垄去。队长张永正，二十多岁，长得高大强壮。从二十多里外的山冲过继给谷仓一位本家叔叔做崽，张永正的继父张宝，是东港镇小有名气的外科医生。由于继父的影响，加上张永正做得一手好农活，又会逢迎巴结，大队领导有意培养他，过继没两年便让他当了队长。
倔伢子在队里出工不久，便对一些极不公平的事产生了愤慨。一次，地主子弟陈弟启和同是地主子弟曾友文因嬉闹使得曾友文摔伤了腿。这本是一件极易解决的小事，只要陈弟启出点医药费就可了事。然而张永正却认为这是地主不服改造行凶打架搅乱社会治安的大案，于当晚召开批判会，作出对陈弟启罚八百分工分，曾友文罚三百分工分的处理。其实，陈弟启受罚的真正原因，是他父子的工分超过了张永正的工分；曾家父子是用牛耕地的好手。队里近百亩水田的犁耙工夫年年都是曾家父子包揽。这项农活技术性强且特别苦累，其他人弄不了也不愿弄。阳春二三月，人们还在悠哉游哉的时候，曾氏父子早就驾着水牛耕田了。因而他家的工分是最多的。张永正略施小技，便达到了打幅度削减人家工分和提高自己威望的双重目的。又如评工分，男全劳干一天记十分，女全劳干一天记五分，其后还有八分、六分、四分的。美其名说评，其实都是队长说了算。即使你做的工夫达到了十分的效果，队长可以说你思想表现没上去，只能得八分；相反，你做的工夫只值六分，只有“某些方面”上去了，队长就有理由让你得十分。倔伢子人虽小，但手脚麻利，有些工夫如拔秧、插秧、摘茶籽和草籽荚等甚至超过了十分的标准，但队长和队长的追随者一直只给他记四分！评先进也是这样。社员心目中真正的生产能手不可能评上先进和模范，和队长、大队干部走得近的，哪怕平素吊儿郎当，却经常榜上有名……这样的实例还可以列出好多。
倔伢子想到这些，感到空前的绝望！怎样才能改观这种局面呢？离开这黑暗的鬼地方吧。他无路可走，想法子与他们斗吧，无疑是以卵击石。正在他愁肠百结走投无路时，县花鼓戏剧团和东港公社联合在东港镇办了个小小演员培训班。培训地点就在倔伢子家附近的刘家祠堂，而且要在东港镇招收四十名学员。听到这个好消息，倔伢子大喜过望，立即行动起来。先是找剧团的领导表决心递申请，再是找公社主管此事的连秘书，表白自己会写诗作文，会唱歌，当演员有基础有条件。连秘书还叫他当场唱了支《谁不说俺家乡好》后，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大队和生产队居然都没有阻挠。就这样，倔伢子顺利地进了培训班，第一次跳出了他度日如年的“农门”。
培训班的学员被分成两个班：演员班和乐器班。喜欢乐器又有基础的进乐器班，扮相、喉咙好的进演员班。倔伢子会唱，扮相也好，就进了演员班。演员每天训练的内容是：练习吊嗓子、走台步、拉顶、挤腰、压腿等基本功。初练时，倒也觉得新鲜，时间一长，他就感到枯燥无味并且开始厌倦。如走台步，老师做个示范，学员就得原地打圈走，一走就是一个多小时，走得头发晕；拉顶时，双手撑地，双腿竖在墙上，手掌痛了也不能停歇；挤腰子要双手贴墙撑地，老师托住学员双腿及臀部，用力朝背部挤压，挤得腰骨噼啪作响，叫人疼痛难忍……倔伢子心想：这不是将一个活生生的好人弄成残疾吗？难道自己跳“农门”是为了变成废人？！看来唱戏这碗饭只怕会吃不下去。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应验了他的想法。
当时虽是国家三年最困难时期，食品奇缺，但学员们仍然享受着每月三十斤大米、半斤油、二两糖的高级待遇。倔伢子父亲食量大，经常吃细糠填肚子，结了肠须常用蔑签挖，眼看就会饿死。倔伢子把有些女学员吃不完的饭菜搜罗起来带回家给父亲充饥，可这样是违反培训班规定的，因为培训班养了猪。这样一次两次都没事，次数多了就被领导发觉并在会上点名批评了他。他不听，认为人比猪更重要，继续搜罗剩饭，还用一毛钱一两饭的价格收买，这着实激怒了培训班的领导，他们将此情况汇报到公社，连秘书在会上提出严重警告：倔伢子再这样下去将受到开除处分！他不得不收敛了一些，由公开进行转为地下活动。通过几个月的培训，学员们学会了一些基本功。这时，上面下达了任务：培训班必须在春节前拿出一个节目，以此检验学员们的学习成绩。培训班领导经过研究挑选，定了一个叫《丑人计》的花鼓戏，由倔伢子担任主角进行排练。在拍戏暂停的一段时间里，倔伢子往往像一个中心人物被众多的学员所拥戴着。这倒不是他演技高明成绩优秀受追捧，而是学员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餐三两米吃后不久就饥饿难耐，倔伢子是本地人，熟悉环境，大家跟着他绝不会亏肚子。倔伢子带着他们摘桃子，挖红薯，偷黄瓜……令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