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黄玉顺教授于四川大学哲学系“思问”系列哲学讲演之五《谈谈良知问题》的这篇演讲，在“儒学新教化”版面中，也曾看过。但在这儿琢磨着读了几遍，如下理解不知是否恰当？
对阳明心学和胡塞尔现象学，由于没有读过其著作文字，本应只有洗耳恭听的份，不该越雷池半步。但在“思想之约”对这两位哲人的高姓大名，如雷贯耳，也就习以为常了，特别是读了教授的文章后，仅想由此文章入手，谈谈对这“时尚哲学”存留下的印象。
首先，教授的谈话，以我的认识，似乎是在探讨哲学上认识论范畴的问题。
“世界是可知的，是可以认识的。”在这一点上，不应再存有疑问，应该能达成共识了。那么，如何去认识世界哪？要回答这一问题，又要先明确：是谁（似乎用哲学话语应称“主体”）去认识谁（这个“谁”应是“客体”吧）。
但是，若某一个人作为主体，自觉地去了解其外部的客体事物，其凭借的是什么哪？也就是借助头脑中人的意识和思维的能动性。在这里仅谈人的认识，不涉及其他物种或认识后，如何去表达上的问题。好像也就在这层意义上，黄先生应用阳明学说中的“良心”和胡塞尔的“先验现象”，来说明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先天”（不知为什么始终不用“本能”这个字词，是担忧陷入“性善或恶”的泥潭，还是另有原因？）的“认知”能力，例如：“恻隐之心”。除此以外，黄先生在感慨世道变迁、滋情稗志丛生，使人性中“羞耻感”和“敬畏感”丧失殆尽之后，又提出了再去认识这个世界时，就须凭借“良心”和“先验”，在把道德社会业已成形的旧“良能”暂时“悬搁”起来，而去解构/重建/也就是重新确立新“良能”的世界景象。这种认知事物的方法和方式，也应就是能够产生正确“良知”的哲学观。（说实话，自觉得“良知”不应仅是“知善知恶”，应该还有更丰富的内涵，但我思想到这里，已经深不下去了。）
不知这种理解把握得是否准确？不过自我感到，这学说和平素想象和“呓语”要说明的某些个困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先哲们已经是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了。
不过还想多说一点。任何一个人，都不会生活于真空中，无论谁使用想象或是其他的手段，如“悬搁”、禁锢、闭关锁国或“欺骗似的蒙蔽”等等，来避免“有形文化”的佐佑和影响，但在其身上，也仍然会有“感染”后所产生的“抗体”，并不时地起着作用，甚至这“抗体”就是“出生既带来”的，却依旧是“旧文化”刺激后的产物。
除了上述我所理解的“良知”学说外，黄教授也提到了，还有一种传统的认识事物的方法和重构/重建新“良能”世界的思路。这就是“传承”说。
常言道：“英雄造就世事，时势造就英雄。”那么，这个所谓“有头脑”的英雄，其认知能力和改造山河的气概，又是如何形成的哪？
生活中，还有一有句话：“巨人/伟人/英雄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而这个“前人”可能就是巨人、伟人和英雄，也可能就是平民百姓或劳苦大众。历史地去看，这些话说得一点都不错，是符合客观事实的。这也就是说，“传承”在过去是成就社会“良能”人物及其作为的主流事实/学说。
“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应是“传承”认知论的哲学论述。其本身应是没有错误的，其在社会实践中的“误导”和“误区”，排除有意的混淆和善意的“逆反”外，更多的问题出在：只讲“继承”，而不用积极的态度和进步的眼光去说“发展”上。当然，在发展中，质变必须有量变的（时间上和物质上的）积累。但在这儿，又如同在化学反应中的物质性质之转化一样，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的“质变”，除了元物质的积累外，催化“酶”或“酶”载体，正是伴随人类认识程度的提高，而使物质转化速度加快的关键所在。在某种程度上讲，正是由于文化艺术、社会媒体、哲学理论和科技经济，甚至民族、宗教等等，就充当着这种性质的“关键”作用，也由此才又造成了如今世界鲜明的社会文化和物质文明上的确是不小的差距。且不论，眼下的东、西方文明孰为优劣、孰为高低，以“传承”的观点来看，首先应敢于倾诉自我感觉上的“不舒服”和共同认识到的“不快乐”，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只是一味地颂扬和称赞“而今已经多么多么的幸福了”……那么，如此这般清楚了，也就即刻能明白其问题所在的道理，即便用理论性话语去描绘，也明显是站不住脚的，其实践的后果，也就更可想而知了。
我始终很在乎这样一句老话“巧者不过习者之门”。其原因，不单单是怕因“孤陋寡闻”，而“丢人现眼”，主要虑及由来已久的社会文化现象……一种类似“流浪艺人”的征象，即除却其自身落魄和尴尬处境之外，与其说给他们也可以给予文化艺术做出了贡献，毋宁说损害了公众对艺术的期望和热情！
如今网络带来的新文化形式，令人想到上世纪之初“白话文”出现的命运和现象，当然，也希望它有那样的前景和辉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