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刚上网络论坛时，首先想到的要找“哲学版”看看。因生活中，曾读过一些标明“哲学家”写得书籍，在这些论著所关注问题及其解答中，时常可获得一种异样的心情和感悟。而这些感受，通常是在读习一般文学作品或大众化读物时，所不能得到的。
就自身而言，一直没有放弃古汉语的学习。从诗、词、赋、曲到诸子百家散文以及各朝名家的著述等，但凡能借阅或买得起的，一览无遗。实在地讲，传统文化典籍，对人思想和精神上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但在思想内容方面，诸如概念、范畴或讲甄别知识门类等问题上，确乎游刃性太大，尤其存在字词语意飘忽、玄虚、极端性、模糊化的东西太多。这应是国学的短处。
白话文成为官方通行文书，在中国不过百余年的时间。仅这样一种事实下，如何对待传统文化观念？如何在现代语境下对过去词语、概念、观点进行重新解说？如何保障现在的说辞就是古人思想的真实再现？像这样一些问题的解答，恰似改革开放后，针对诸多由翻译而来的国外观念一样，有必要理清思路，明确认识，进而才可能升华知识，跻身世界文明前列。
学生时代，初读柏拉图《理想国》版本，是吴献书先生翻译，1929年出版，1957年再版。虽说通篇是文言文句式，但当时读来形象生动，如痴如醉。尤其文中关于“洞穴”的描述，相隔十五、六后，依旧记忆如新。前段时间，特意在电子图书中，搜索到现代版本的《理想国》，并用心查阅了“洞穴”段落，获得的认知，反而较前茫然了。再者，如威廉?毛姆的《人性枷锁》，也曾读过两个版本，直觉上他们差距也很大。在此，我无意强调对比翻译的孰优孰劣，旨在说明随时代变迁，即便对经典作品的诠释，也一样会造成误读和错觉。
俗话说：先入为主。一个人往往感觉童年时期的生活特别美好，也会对最早使自己树立起观念的一些话语或教条，耿耿于怀，念念不忘。这种惯性化的行为/思维模式是好是坏？人能否超越这种惯性束缚？对于类似问题的解答，或许应归于心理学或教育心理学的范畴，但我自己之所以纠结这些问题，而且能够从中挣脱出来，其解决办法就是不断读习哲学性书籍。
在网络哲学论坛《思问》上，我曾公开提问：“康德的学说何以被认为有破坏性呢？”尽管今天仍没有找到充分完整性的答案。但半年前，偶尔从郭沫若先生关于康德的一句评语上，似乎明白了其中事理。
郭先生这样讲：“在康德以前，一直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而康德以后，自然却变成了人的产物了。”
且不论郭先生的说法是嘲讽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分野，也不去追究或是针对认识论上某种学说的误判和直说。但在某些人物的头脑中，能有这样一种认识成行，足以说明康德的学说，起码在某些思想问题的关键点上，是极具革命意义的。就是说，如同郭先生话里所隐喻的一样……“康德在世界观上，对于过去已有的一切人文知识和观念，给予了全面的质疑，甚至是根本的否定。”
康德先生作古已久。即使当今流行着的，所谓后现代主义的诸多代表人物，也瞑目于上个世纪了。眼下，无论议论康德，还是宣扬后现代主义，都不排除有人抱着更为高远深邃，甚或就是居心叵测的初衷和目的。因此，无论基于何种利益，任何组织或个人，原本没有必要公开或暗地里阻挠、限制或干扰与哲学相关的言论自由和观念宣扬。我自己确信，只要有疑虑和困惑，就应该努力到书本和现实生活中，去探求答案。哪怕这种努力，仅是信口开河地提出一些自以为是的问题和看法。这样的一种做法本身，对于个人、他人和公众的学问增长及其判断力提高等方面，一定是有益而无害的。
徐志摩先生在一首小诗里讲：“悲观是时代的时髦，怀疑是知识分子的护照。”这诗的后一句话，在今天仍是有意义的。它不单纯富含哲理性，而且是社会进步的理性揭示。在笛卡尔、康德或马克思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论述中，也不难发现：“怀疑…敢于怀疑，勇于怀疑，提出怀疑的观点…这绝对是知识性行为。它是理性的，而不是非理性的、粗俗的、狭隘的。”
一个开明、进步、文明度不断提升的社会，必须有极富号召力和时代性的最强音。这一最强音的出现和存在的理由，应是在众多不同音律的共存中，甚至就在莫衷一是、议论纷纷的嘈杂声音中，才得以凸显出来的。同样，当面对现实的世界，毋庸置疑地依然存在着专横、野蛮、狂躁、残忍的集体或个性行为时，要找到匡扶正义的有效理念和可行办法，在哲学高度上的必由之路，只能是继续解放思想、鼓动探索和激励创新。
（2004年4月23日草，2014年3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