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先生清了一下嗓音，开口说道：“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东北四省的沦亡，察哈尔省大部的失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猖獗，冀察政委会的傀儡化，内**立政府的成立，华北以至西北各省日本特务机关的遍设，敌机在我领空上无限制的飞行，青岛的告警，华南自治运动的策动等等，无一而非中国领土主权的极大损失；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华北防共协定，以及其他没有宣布的成文与不成文的协定，无一不是丧权失地的条约。现今所谓‘经济提携’的表示，是日寇侵略方式的变换、侵略方向的转移，丝毫不是因为它要停止侵略，而正是为了便利于侵略。所以如果以为日寇一时着重于华北五省的经济侵略，而即以为和平途径有了希望，这是自欺欺人之谈。如果以为日寇的侵略会停止于黄河以北，而我们可偏安于黄河以南，也是完全的幻想。”
毛先生顿了顿，又说道：“国民政府所主张的‘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的对外政策是骑墙策略，是自欺欺人的。在诸位国民先生们高谈和平尚未绝望的时候，察北的日、伪蒙军又对绥远大举进攻了。绥远、宁夏、内蒙、甘肃各地遍设特务机关之后，又在这些地方建立航空总站与许多分站了。在四川强设领事馆激起了残杀爱国同胞的巨变。华北增兵之后，凶横的日军蠢蠢欲动，与二十九军的防线时有摩擦，华北局势日趋险恶。日寇军事考察团、经济考察团等侦察集团遍行各地，无孔不入。日寇的侦探网遍布全国，遍布各种社团组织之中。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爱国言论遭受日寇直接间接的干涉，大批工农群众遭受屠杀，守土军队被迫撤退…所有这些，在全国人民看来，和平绝不可能，抗战决不可免，牺牲早已到了最后关头，除了发动全国人民、全国武装力量的坚决的自卫战争外，中国领土主权的全部沦亡是无法挽救的，现在是到了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日寇灭亡中国的形势十分危急，已经是明白无疑的事实。所以，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强盗计划，除了动员全中国的力量给以坚决的击破之外，是决不会改变的。”
毛先生吸了口烟卷，接着说道：“我们老祖宗遗留的《孙子兵法》中有讲，‘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意思是，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而要依靠自己有充分准备，严阵以待；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会进攻，而要依靠自己有敌人不可攻破的条件。当前一些人彷徨无措，少数当国者精神萎靡，致有兵而不能用，有力而不能抗。对付日寇之嚣张气焰，我们**人却找到了克敌制胜的一**宝，这就是组织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我们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创议组织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界一致抗日的主张，是得到了全国爱国领袖与爱国人民极大的拥护的。我们中国**人也随时准备着同各界反日人士携手，组织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反对全民族的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唯有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但这首要的条件，就是立即停止互相残杀的内战及一切仇杀的行为，并联合起来，为挽救中国民族的灭亡进行神圣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保卫中国。”
郝教授探询地问道：“现国民政府不也是在积极地召集国民大会，完成集中统一的抗日救亡任务的吗？”
毛先生大手一挥，说道：“我们认为国民党二中全会所组织的国防会议，以及国民党与国民党政府所召集的国民大会，是不能完成集中统一抗日救亡的任务的。依照其二中全会所通过的国防会议条例看来，则国防会议的组织只限于国民党及其党政府当权执政的少数官员，国防会议的任务仅是为国民党政府的咨询机关，这种会议显然是不能有任何的成就与不能取得人民的任何信任的。而所召集的国民大会，也同样的不能有什么成就与不能得到人民的任何信任。因为依据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及《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看来，这种国民大会仅仅是国民党及国民党政府少数官员们所操纵的机关，是这些官员们的附属品与装饰品，这样的国防会议与国民大会，同我党所主张的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中华民主共和国和它的国会，是没有丝毫相同之点的。我们认为抗日救国的国防会议，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各界各武装队伍的代表，构成真正能够决定抗日救国大计的权力机关，并从这一会议中产生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而国民大会也必须是全国人民普选出来的国会，是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只有这样的国防会议与全国国会，才能是全国人民所欢迎、拥护与参加的，才能把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放在坚固不拔的基础之上。否则任何好听的名词，均决然无补实际，决然不为全国人民所同意。国民党及国民党政府历来所召集的各种会议之失败，就是最好的明证。给全体人民以抗日救国的一切民主权利，发动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