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大陆有将近100万的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是一部跨度长达30年的惊心动魄的逃亡史。Du00.coM该事件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
在当时的深圳，曾经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在民谣的背后，则是一组惊人的数字。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百十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
逃港的方式，主要有陆路、泅渡、坐船三种。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和西线之别。
泅渡通常是首选。偷渡者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顺利的话，大约一个多小时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广东人把这种水路偷渡称为“督卒”，借用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在许多当地人的记忆中，一到夏天，水库和河渠里便人满为患。不少孩童从小就被家人灌输，“好好练游泳，日后去香港”。偷渡者通常都带有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救生工具，还有人将许多个******吹起来挂在脖子上。有些偷渡者下水之后，还一边游一边背诵语录给自己打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当时，这些物件都属于严格控制使用的物品。到后来，就连乒乓球都成了其中之一。因为有边防部队发现，甚至有人将数百个乒乓球串在一起，作为救生工具。
泅渡毕竟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人和儿童妇女通常选择陆上偷渡，从梧桐山、沙头角一带，翻越边防铁丝网，粤语中戏称为“扑网”。为了躲避警犬，一些逃港者临行前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找一些老虎的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到老虎的粪便气味，便不敢再追踪。
而坐船偷渡，则因条件有限，比较少见。
在那个年代，偷渡是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
与此对应的是，当时对偷渡者的打击是异常严厉的。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处以收容。这样一来，边防部队就成了偷渡者最大的障碍。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山里。此后，由于上级的严令，开枪的现象才逐渐消失。
在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风潮中，还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拉尸行”。在鼎盛时期，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上世纪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梧桐山当地有一个老人，就是当年的“拉尸佬”，他最多一天从公社领到了750元，而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个是他的亲人！
曾经有一个逃港者中的传奇人物，这个人先后偷渡了12次都被抓住，创下了一个记录。到第13次，边防战士看了他都脸熟，实在不好意思再抓了，就把他放了，他这才成功地逃到了香港。
有一个民兵队长，他逃港的原因，更是匪夷所思。这个民兵队长在山里发现了一个从台湾飘过来的气球，气球下方的篮子里，有许多食品和一件白背心。在两岸处于敌对状态的那个年代，广东一带经常发现这样的气球。这个民兵队长把食品老老实实地上交了，但他实在舍不得那件白背心，就偷偷留了下来。几天后，他穿着私留下来的白背心参加了一场篮球赛。围观的人们发现，这件白背心在被汗水浸湿之后，背上出现了“********”的字样。结果，这个原本“根正苗红”的民兵，被打成了“美蒋特务”，受到严酷的迫害，不得不逃往香港。
为了应付日益严峻的逃港浪潮，当地政府也曾想过各种各样的办法。在逃往香港的梧桐山上，有一个叫做西坑的村子，宝安县决心在这里“展开一场殊死的争夺”，把西坑村建设成“反偷渡的红旗村”。于是村里掀起了一场学习一号首长著作的****。村前村后的墙壁上，刷满了大标语：“高举一号首长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田头的井水边，也插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语录牌。一到天黑，村委就组织村民唱歌，曲目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一号首长的书我最爱读》等。一时间，西坑村成了宝安全县乃至广东全省鼎鼎有名的“红旗”村。每天来这里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甚至把村外的荒山上都踩出了一条小路。但没多久，这个精心构筑的“社会主义教育堡垒”也倒掉了。1973年，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壮年，包括当年反外逃的积极分子、民兵干部等都逃到了香港，有个生产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个8岁的男孩！
1976年，在偏远的广西藤县，有一对父子也在谋划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