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达没有参加对右派的批判会，一口气跑到莱阳城，将村里的情况和展松叔说了。Du00.coM展松叔撑着虚弱的身体，摇摇头：“别管了，从前有老爷子在那镇着，村里还是出了不少的事。但即使是老虎，也有老掉牙的时候，现在老爷子已经老得掉了牙，他们还不疯狂一阵？”
余达说：“这样做事，叫人看不惯，我不服。”
“别不服了，你也出来，到水库跟着我干。两三年水库建成了，咱们再一块回去收拾村里的乱摊子。”
展松叔联系了郝书记，余达进水库指挥部，担任鹤山高埠两公社的副调度员，在展松叔手下直接听差。
这样，余家庄的空间就全部为杆子叔和余贵放开了。展松叔还特意和二爷爷做了长谈，分析了高埠的形势，二爷爷答应，从此再不过问村里的事。
李书记叮嘱余贵和杆子叔，展松的集体主义观念太强，当初做计划事为村里留下了很强壮的劳动力，现在也就只能这样了，一切不变。对你们来说是，是留下了一个好摊子，赌点气，村里的跃进项目建设搞好，就是对党最大回报。杆子叔问：“那展松原来做的‘计划’还要实施吗？”
“当然。我看过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你们要不遗余力的去完成。到那时，以成果证明公社党委的工作，证明大跃进的正确。”
李书记讲了很多，余贵听不太懂，看杆子叔点头，他就跟着点头。回家跟史桂芬原封不动学了，心里得意：“三年，三年的时间，余家庄将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巨变。”
桂芬拉着脸：“现在就变了，变得不可收拾，你看着办吧。”余贵疑惑。
桂芬说道：“你不是开大会小会，批斗人家王老师和杨老师吗，这回倒好，人家不干了，宁愿到生产队干活去。学校里缺了人，你老婆自己一个人就办起学校啦？现在刚刚有点起色，你就添乱。”
“什么，反了他们了！”震惊之余，余贵更多的愤怒：“两个右派分子，还有造反的本事啦？我倒要看看他们，怎样就是不知土地爷爷的鸡鸡是石头做的。”
说着，余贵就要起身，被桂芬一把按住：“你还嫌不乱呀？人家王老师八成要走人了，上午县里来人了，还有青岛那边的，你能留得住？剩一个杨老师，你还要去折腾走？”
的确，我大舅王景春仅仅在村里住了半年。临走时是青岛那边派来的吉普车接走的，县政府有人陪着，乡亲们自发送到村口，并且送了不少的什物。后来大舅回忆，在余家庄住了半年，虽然为大家瞧过一些小病小灾，但，得到了乡亲们内心真情的尊重，纯朴而且浓厚，是一生行医生涯最大的收获。
大舅一走，余贵拿杨文昌一个人更没了辙，杨死活不做老师，宁愿下生产队。杨说哪有右派教育贫下中农后代的道理，这不把人带坏了？说出去不好听。杆子叔火冒三丈：“那就让他跟四类分子一起，攒大粪去。”
最后看看余达已走，余家庄生产队里连一个做会计的人也找不出来，只得妥协，让杨文昌进党支部的办公室，做了村里的会计工作。杨在村里做了三年，待遇比做老师差一些，不能挨家派饭吃了，自己起灶生火，但生活还是很不错的，有工资（生活费），还有工分参加村里的分配，比村里的社员好得多。后来调出去，再后来杨文昌的出现，便是一九七八年以后的事情了，杨成了知名作家，带领省作协的一帮人们到余家庄考察采风，让人参观他当年住过的“牛棚”，哪里有什么牛棚，只好找乡亲们的猪圈代替，拍照了一些照片拿走。当时杨文昌是省内外伤痕文学和牛棚文学的领军人物，以致后来全省的文学领域，文化领域，回忆录领域，都以坐过牛棚为荣，似乎没有坐过牛棚的老干部，就失去了时代的烙印，没有说话的资格了。
杨的作品《牛棚》被改编成了评书，后又被改编成电视剧，展松叔退休后听过也看过。之后大骂杨文昌：“什么牛棚驴棚的！农村当真有那么多的牛棚给他们住？那不早成了小康了？哦，当年哪村不把他们当成了宝贝供着？跟农民一起生活就委屈了他们啦？他们天生就是享福的骨头？真实的不要脸！”展松叔特意找郝书记牢骚，述说杨文昌的不是，郝书记毫无义愤，只淡淡一笑，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你也可以写嘛。”
学校里缺了教师是要瘫痪的，史桂芬把罪过全架到了余贵的脖子上，余贵窝着火。听桂芬的话，也学着展松叔的套路，到后山机务站请当兵的帮忙，碰了钉子，回来一头钻到炕上，不吃不喝，桂芬问：“当年展松叔去后山，有求必应，怎么到你这就不灵了？”
余贵撅撅嘴：“嗨……是那座庙，却不是那个神儿啦。人家从头到尾就没有正眼看咱一眼，你说咋办。”
“那你应该去找杆子叔商量。”桂芬说道。
余贵脖子一拧：“不去。他正要看我的笑话呢，还会帮我？”
躺在抗上，余贵板着手指数落村里头读过书的男女，始终没辙。叹着气道：“孩儿哭，抱给娘。明天，到公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