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搞出去，那都是两三毛钱一斤。这是谁提醒他？为什么提醒他？目的何在？我们无从考证，也无须考证。在阮大树看来，这些都是废弃物，多少年无人问津。那些都是铁渣，炼钢炉滴漏冷却而成。早先这些滴漏随时铲进人力车，推到车间外堆放，堆到一定数量，铲车装载运到选矿车间重新分解，与原生矿一起进行冶炼。到后来，管理松懈，堆在这儿没人管，日积月累，越聚越多，以致形成现在这样。厂区空地上一片彤红，寸草不生，只要一下雨，厂区围墙外的小河的流水全是红色，不下雨时流的是下水道水，反而清澈。看上去清的水不一定干净。阮大树一方面认为无所谓，另一方面也是迫不得已，于是，他动起了脑筋。
大树11岁进城，至今12年了。当年在农村，他家是小康水平，跟纯农村人相比算是上等，也不是个斯文的小孩。上山逮兔抓鸡、下河捞鱼摸虾、爬树打枣摘梨是家常便饭，少有管束，但，缺德犯法的事还不干。现在没办法，举目无亲，又倔，连父亲死都没告诉母亲。妹妹眼见上高中，学费无法解决，干吧！车间前后的空地上都是，前面有铁道，有门卫看守。后面是坚实的围墙。不过，围墙的排水洞挺大，有80厘米见方，在里面用铁栅栏封住，铁栅栏四角有螺丝固定在墙上。大树看好地形，乘虚拧掉螺丝，出去时搬开，出去后再挂上，还算隐蔽。这样，每天晚上一两趟，每趟百八十斤，收废品的在外接应，换个三贰拾元。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多月的努力，学费快攒齐了。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一个月黑星稠、火风呼呼、蛙声阵阵的夜晚，大树刚爬出排水洞，一副冰凉的手铐铐住了他。铐住他的不是厂保卫处，也不是治安巡逻警，而是公安局打击盗窃团伙专项小组。他们怎么知道具体地点、具体时间，逮了个正着？有人举报。谁会举报？知道内情的人。谁知道内情？提示他的人。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这样的：农村的改革已深入开展并取得成效，得到充分肯定；国家政策是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并对外开放，试点的几个城市特区取得很大成功，接下来就要对国营企业动刀。当时的国营企业全部是五十年代后期组成的大型国有企业，在新中国建设和发展中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有企业的大锅饭体制，越来越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设备老化，管理落后，机制漏洞百出，退休工人负担日渐严重，入不敷出。国家下了决心，对这些企业关、停、并、转。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营企业的领导不能坐以待毙，他们想方设法倒卖国家财产，中饱私囊。倒煤炭、倒设备、倒矿石、甚至倒地皮。但是，倒空了工厂不好向上面交代，得找替罪羊，阮大树就是很好的对象。所以大树的不幸是偶然也是必然。大树和收废品的就是盗窃团伙，他们也能“倒空”这个国营大厂？黑暗中，收废品的溜之乎也，大树被押上警车。保卫科长还算有良心，对大树耳语：“进去后什么也不要说，只说家庭实际情况，外面我会想办法。”
次日一大早，保卫科长给红花绿叶送信：“红花、绿叶，大树被关在某看守所某间号，中午要给他送饭。”两姐妹听得此言有如晴天响霹雳，好似地裂又山崩，推到擎天白玉柱，折断架海紫金梁。母亲走了、父亲死了，哥哥是她们唯一的亲人，是她们生命的依靠。现在，哥哥为了筹集学费铤而走险，被抓进看守所，前程未仆。这样的遭遇，正常人都难以承受，何况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姐俩抱头痛哭，哭了一会儿，姐俩醒悟过来，赶紧买菜做饭。红花上菜市，鸡鱼肉蛋捡好的买：绿叶收拾餐具，三下五除二做了两荤两素。幸好姐两见过世面，会烧菜，也知道这事怎么做。一只圆形小竹篮摆了两荤两素，一碗米饭，上面盖了一块湿布，以挡灰尘。电影、戏台上送饭都是这样，无师自通。红花提篮找到监牢门口，向看守报了监号。看守打量她一番，翻了翻金鱼眼，又掀开篮子，见里面几样小菜精致，香气扑鼻，不容置否地说：“下次放一包‘渡江’香烟和一瓶‘明光佳酿’。”红花语带哭腔：“我哥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放没人给你送，还要挨打。”看守进去，将四个菜分了一半下来，米饭没动，到牢房，“滚筒”先接着，看到菜好，把两个荤菜倒进自己号碗，素菜和米饭倒进大树号碗，篮子原路返回。“滚筒”吩咐：“你小子家里的菜不错，不用睡尾铺了，到中间来。”大树受到优待。
当时正是严打，派出所关不下，大树被直接送到看守所。看守所一间大房子，长约8米、宽约3。6米，共睡12个人，进门是首铺，“滚筒”专用，送进的东西他得首份。“滚筒”是力大的老油子或是有一点小关系。刚进来的，没有好处也没有关系的，就睡尾铺，尾铺有只大粪桶，12个人24小时的大小便全部在这里。大树刚进来就睡尾铺。不知几天过去了，大树在这里心急如焚。
这天下午，送进来一位老人，弓腰、勾背，行动战战栗栗，大热天还穿着外罩。老人亦步亦趋地来到尾铺，老眼昏花，屎尿踩了一脚。大树不忍，上前招呼老人睡中间。老人无动于衷，喃喃自语：“好人不是早死绝了吗？好人也会到这里来？”“滚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