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说，人类进化，是由于彼此相争；但从各方面考察，觉得人类进化，是由于彼此相让。因为人类进化，是由于合力，彼此能够相让，则每根力线，才能向前进行，社会才能进化。譬如，我要赶路，在路上飞奔而走，见有人对面撞来，就当侧身让过，方不耽误行程。如照达尔文的说法，则是见人对面撞来，就应该把他推翻在地，沿途有人撞来，沿途推翻，遇着行人挤作一团，就从中打出一条血路，向前而行；试问世间赶路的人，有这种办法吗？如果要讲“适者生存”，必须懂得这种相让的道理，才是适者，才能生存。
由达尔文看来，生物界充满了相争的现象；由我们看来，生物界充满了相让的现象。试入森林一看，既见各树俱是枝枝相让，叶叶相让，所有树枝树叶，都向空处发展，彼此抵拒冲突者极少。树木是无知之物，尚能彼此相让，可见相让乃是生物界的本性，因为不相让，就不能发展。凡属生物皆然，满山禽鸟和鸣，百兽聚处，都是相安无事之时多，彼此斗争之时少。因此又可得出一条公例：“生物界相让者其常，相争者其变。”达尔文把变例认为常例，似乎不对。树木的枝叶，如果抵拒冲突，纠结一团，此种树木，必不繁荣。欧洲大战，是人类纠结一团。依达尔文的学说，此种现象，叫做进化，未免讲不通。
依达尔文的说法，凡是强有力的，都应生存；但从事实上看来，反是强有力的先消灭。洪荒之世，遍地是虎豹，它们的力量比人更大，宜乎人类战它们不过，何以虎豹反几乎绝迹？欧战前，德皇势力最大，宜乎称雄世界，何以反遭失败？民国初年，袁世凯势力最大，宜乎统一中国，何以后遭失败？有了这些事实，所以达尔文的说法，就应予以修正。我们细加推究，既知虎豹的被消灭，是由于全人类都想打它；德皇的失败，是由于全世界都想打他；袁世凯的失败，是由于全中国都想打他。思想相同，就成为方向相同的合力线。虎豹也，德皇也，袁世凯也，都是合力打败的。于此可以说：“生存由于合力。”懂得合力的就生存，违反合力的就消灭；懂得合力的就优胜，违反合力的就劣败。像这样的观察，那些用强权欺凌人的，反在天然淘汰之列了。
达尔文的误点，可再用比喻来说明：假如我们向人说道：“生物进化，犹如小儿身体，一天一天地长大。”有人问：“小儿如何会长大？”答：“只要他不死，能够生存自然会长大。”问：“如何才能生存？”答：“只要有饭吃，就能够生存。”问：“如何才有饭吃？”我们还未及答，达尔文从旁答道：“你看见别人有饭，就去抢，自然就有饭吃，越吃得多，身体越长得快。”试思达尔文的答案，有错无错？我们这样的研究，即知达尔文说生物进化没有错，说进化由于生存没有错，说生存由于食物也没有错；惟最末一句，说食物由于竞争（抢）就错了。只把他最末一句修正一下就对了。怎样修正呢？就是通常所说的“有饭大家吃”。
平情而论，达尔文一味教人竞争，固有流弊；我们一味教人相让，也有流弊。如何才无流弊呢？于此可再定出一公例：“对人相让，以让至不妨害我之生存为止；对人竞争，以争至我能够生存即止。”
达尔文的学说，可分两部分来看：他说的“生物进化”，这部分是指出事实；他说的“生存竞争，优胜劣败”，这部分是解释进化的理由，事实没有错，理由错了。一般人因为事实不错，遂误以为理由也不错；殊不知进化的原因多端，相争能进化，相让能进化，不争不让，反而致力于内部，也能进化，其或具备他种条件，也未尝不能进化。达尔文置诸原因于不顾，单以竞争为进化的唯一原因，而流弊遂无穷了。兹断之曰：达尔文发明“生物进化”，等于牛顿发明“地心引力”，是学术界千古的功臣；唯有他说“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就不免有语病，应加修正。
第二为《克鲁泡特金学说之修正》。
他说克鲁泡特金的误点，也与达尔文相同。达尔文是以禽兽社会的状况，律之人类社会，故其说有流弊；克鲁泡特金因为要指驳达尔文的错误，特在满洲及西伯利亚一带，考察各种动物，与原始人类状况，发明互助说，以反驳达尔文的互竞说，他能注意到人类，算是比达尔文较胜一筹了；然而原始人的社会与文明人的社会毕竟不同。克鲁泡特金以文明人的资格，去考察原始人的社会状况，故所得的结论不能没有流弊。克鲁泡特金的学说，也可分两部分来看，他主张“互助说”不错，因互助而主张“无政府主义”就错了。
禽兽进化为人类，故人类具有兽性，然既名为“人”，则兽性之外，还有一部分人性，达尔文只看见兽性这一部分，未免把人性这一部分忽略了。原始人进化为文明人，故文明人还带有原始人的状态，然既成为文明人，则原始状态之外还有一部分文明状态，克鲁泡特金只看见原始状态这一部分，未免把文明状态这一部分忽略了。禽兽有竞争，无礼让，人类是有礼让的，达尔文所忽略的是在这一点。原始人类，浑浑噩噩，没有组织，成为无政府状态，文明人则有组织、有政府，克鲁泡特金所忽略的是在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