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的量,也是非常狭隘，他是伊川的嫡系，以道统自居，凡是信从伊川和他的学说的人，就说他是好人，不信从的，就是坏人。苏黄本是一流人物，朱子诋毁二苏，独不诋毁山谷，因为二苏是伊川的敌党，所以要骂他，山谷之孙黄昀，字子耕，是朱子的学生，所以就不骂了。
著者平日有种见解，凡人要想成功，第一要量大，才与德尚居其次。以楚汉而论，刘邦项羽二人，“德”字俱说不上，项羽之才，胜过刘邦，刘邦之量，大于项羽。韩信陈平黥布等，都是项羽方面的人，只因项羽量小，把这些人容纳不住，他们才一齐走到刘邦方面来。刘邦豁达大度，把这些人一齐容纳，汉兴楚败，势所必至。秦誓所说“一个臣”，反复赞叹，无非形容一个“量”字罢了。于此可见“量”字的重要。宋儒才德二者俱好，最缺乏的是“量”字，他们在政治界是这样，在学术界也是这样，君子排斥君子，故生出洛蜀之争，孔子信徒排斥孔子信徒，故生出朱陆之争。
邵康节临死，伊川往访之，康节举两手示之曰：“眼前路径令放宽，窄则自无着身处，如何使人行?”这一“窄”字，深中伊川的病。宋元学案载：“二程随侍太中，知汉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门而右，从者皆随之。先生（指伊川）入门而左，独行，至法堂上相会。先生自谓：‘此是某不及家兄处。’盖明道和易，人皆亲近，先生严直，人不敢近也。”又称：“明道犹有谑语……伊川直是谨严，坐间不问尊卑长幼，莫不肃然。”卑幼不说了，尊长见他，都莫不肃然。连走路都莫得一人敢与他同行，这类人在社会上如何走得通?无怪洛蜀分党，东坡戏问他：“何时打破诚敬?”此语固不免轻薄，但中伊川之病。
《宋元学案》又说：“大程德性宽宏，规模广阔，以光风霁月为怀。小程气质刚方，文理密察，以峭壁孤峰为体，道虽同而造德固自各有殊。”于此可见明道量大，伊川量小，可惜神宗死，哲宗方立，明道就死了，他死之后，伊川与东坡，因语言缘故，越闹越大，直闹得洛蜀分党，冤冤不解。假使明道不死，这种党争，必不会起。
伊川凡事都自以为是，连邵康节之学，他也不以为然，康节语其子曰：“张巡许远，同为忠义，两家子弟，互相攻并，为退之所贬，凡托伊川之说，议吾为数学者，子孙勿辩。”康节能这样的预诫后人，故程邵两家，未起争端。
朱子的量,也是非常狭隘，他是伊川的嫡系，以道统自居，凡是信从伊川和他的学说的人，就说他是好人，不信从的，就是坏人。苏黄本是一流人物，朱子诋毁二苏，独不诋毁山谷，因为二苏是伊川的敌党，所以要骂他，山谷之孙黄昀，字子耕，是朱子的学生，所以就不骂了。
林栗、唐仲友，立身行己，不愧君子，朱子与栗论一不合，就成仇畔。朱子的门人，至欲烧栗的书。朱子的朋友陈亮，狎台州官妓，嘱唐仲友为脱籍，仲友沮之，亮谗于朱子，朱子为所卖，误兴大狱，此事本是朱子不合，朱派中人就视仲友如仇雠（chóu）。张浚一败于富平，丧师三十万，再败于淮西，丧师七万，三败于苻离，丧师十七万。又尝逐李纲，引秦桧，杀曲端，斥岳飞，误国之罪，昭然共见，他的儿子张南轩，是朱子讲学的好友，朱子替张浚作传，就备极推崇。
最可怪者，朱子与吕东莱，本是最相好的朋友，《近思录》十四卷，就是他同朱子撰的。后来因为争论《毛诗》不合，朱子对于他的著作就字字讥弹，如云：“东莱博学多识则有之矣，守约恐未也。”又云：“伯恭之弊，尽在于巧。”又云：“伯恭教人看文字也粗。”又云：“伯恭聪明，看文理却不仔细，缘他先读史多，所以看粗着眼。”又云：“伯恭于史分外仔细，于经却不甚理会。”又云：“伯恭要无不包罗，只是扑过，都不精。”对于东莱，抵隙蹈瑕，不遗余力，朱派的人，随声附和，所以元人修史，把东莱列入儒林传，不入道学传，一般人都称“朱子近思录”，几于无人知是吕东莱同撰的。
朱子与陆象山，同是尊崇孔教的人，因为争辩无极太极，几至肆口谩骂，朱子的胸怀，狭隘到这步田地，所以他对于政治界、学术界，俱酿许多纠纷。门人承袭其说，朱陆之争，历宋元明清，以至于今，还不能解决。
纪晓岚著《四库提要》，将上述黄昀、林栗、唐仲友、张浚诸事，一一指出。其评朱吕之争，说道：“当其投契之时，则引之于《近思录》，使预闻道统之传，及其抵牾以后，则字字讥弹，身无完肤，毋亦负气相攻，有激而然欤。”别人訾（zī）议朱子不算事，《四库提要》是清朝乾隆钦定的书，清朝功令，四书文非遵朱注不可，康熙五十一年，文庙中把朱子从庑中升上去，与十哲并列，尊崇朱子，可算到了极点。乾隆是康熙之孙，纪著《四库提要》，敢于说这类话，可见是非公道，是不能磨灭的。纪文说：“刘敞卓然醇儒。未与伊洛诸人，倾意周旋，故讲学家视为异党。”这些说法，直是揭穿黑幕，进呈乾隆御览后，颁行天下，可算是清朝钦定的程朱罪案。
宋俞文豹《吹剑外集》（见《知不足斋丛书》第二十四卷）说：“韩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