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滋易学，伊川不与之讲授，命他入蜀访求，大约他在四川受的益很多，才自谦不如蜀人，于此可见四川易学之盛。
《宋史·谯定传》载：“程颐之父珦（xiàng），尝守广汉，颐与其兄颢（hào）皆随侍，游成都，见治蔑箍桶者，挟册，就视之，则易也，欲拟议致诘，而蔑者先曰：‘若尝学此乎?’因指‘未济男之穷’以发问，二程逊而问之，则曰‘三阳皆失位也’。兄弟涣然有所省，翌日再过之，则去矣。”伊川晚年注易，于未济卦，后载“三阳失位”之说，并曰：“斯义也，闻之成都隐者。”足观宋史所载不虚。据《成都县志》所载：“二程过箍桶翁时地方，即是省城内之大慈寺。”
谯定传又载：“袁滋入洛，问易于颐，颐曰：‘易学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访问，久之，无所遇，已而见卖酱薛翁于眉邛（qióng）间，与语大有所得。”我们细玩“易学在蜀”四字，大约二程在四川，遇着长于易的人很多，不只箍桶翁一人，所以才这样说。
段玉裁做富顺县知县，修薛翁祠，作碑记云：“……继读东莱吕氏撰常州志，有云。袁道洁闻蜀有隐君子名，物色之。莫能得，末至一郡，有卖香薛翁，旦荷芨（jī）之市，午辄扃（jiōng）门默坐，意象静深，道洁以弟子礼见，且陈所学，叟漠然久之，乃曰：‘经以载道，子何博而寡要也?’与语，未见复去。”宋史云“眉邛间”，吕氏云“至一郡”，皆不定为蜀之何郡县，最后读浚仪王氏《困学纪闻》云：“谯天授之易，得于蜀夷族曩（nǎng）氏，袁道洁之易，得于富顺监卖香薛翁，故曰：‘学无常师。’宋之富顺监，即今富顺县也，是其为富顺人无疑。”（见段玉裁《富顺县志》）究竟薛翁是四川何处人，我们无须深考，总之有这一回事，其人是一个平民罢了。（按宋史作卖酱，吕王作卖香，似应从吕王氏，因东莱距道洁不久，宋史则元人所修也）
袁滋问易于伊川，无所得，与卖酱翁语，大有所得，这卖酱翁的学问，当然不小，《论语》上的隐者，如晨门、荷蒉（kuì）、沮溺、丈人等，不过说了几句讽世话，真实学问如何，不得而知，箍桶翁和卖酱翁，确有真实学问表现，他二人易学的程度，至少也足与程氏弟兄相埒（liè），卖酱翁仅知其姓薛，箍桶翁连姓亦不传，真是鸿飞冥冥的高人。
易学是二程的专长，二人语录中，谈及易的地方，不胜枚举。《宋史·张载传》称：“载尝坐虎皮，讲易水师，听者甚众，一夕，二程至，与论易，次日语人曰：‘比见二程，深明易理，吾所不如，汝可师之。’撤坐辍讲。”据此可见二程易学之深，然遇箍桶翁则敬谨领教，深为佩服，此翁之学问，可以想见。袁滋易学，伊川不与之讲授，命他入蜀访求，大约他在四川受的益很多，才自谦不如蜀人，于此可见四川易学之盛。
据《困学纪闻》所说，四川的夷族，也能传授高深的易学，可见那个时候，四川的文化是很普遍的，《易经》是儒门最重要之书，易学是二程根本之学，与四川发生这样的关系，这是很值得研究的。
四川之道教
道教中各派，俱发源于四川，其原因就是由于汉朝张道陵，在四川鹤鸣山修道，其学流传民间，分为各派，历代相传不绝。
薛翁说袁道洁博而寡要，俨然道家口吻，他扃门默坐，意象静深，俨然道家举止，可见其时道家一派，蜀中也很盛。二程在蜀，当然有所濡染。
宋儒之学，据学者研究，是杂有方士派，而方士派，蜀中最盛，现在讲静功的人，奉《参同契》和《悟真篇》二书，为金科玉律，此二书均与四川有甚深之关系。
《悟真篇》是宋朝张伯端（字平叔号紫阳）所著。据他自序是熙宁巳酉年，随龙国陵公到成都，遇异人传授。考熙宁己酉，即宋神宗二年，据伊川新作《先公太中传》称：“神宗即位年代，知汉州，熙宁中议行新法，州县嚣然，皆以为不可。公未尝深论也，及法出，为守令者奉行后，成都一道，抗议指其未便者，独公一人。”神宗颁行新法，在熙宁二年，即是张平叔遇异人传授之年，正是二程在四川的时候。平叔自序，有“既遇真筌，安敢隐默”等语。别人作的序有云：“平叔遇青城丈人于成都。”又云：“平叔传非其人，三受祸患。”汉州距成都只九十里，青城距成都，距汉州，俱只百余里，二程或者会与青城丈人或张平叔相遇，否则平叔既不甚秘惜其术，二程间接得闻也未可知。
现在流行的《参同契集注》，我们翻开一看，注者第一个是彭晓，第二个是朱子。彭晓字秀川，号真一子，仕孟昶为祠部员外郎，是蜀永康人。永康故治，在今崇庆县西北六十里。南宋以前，注《参同契》者十九家，而以彭晓为最先，通行者皆彭本，分九十一章，朱子乃就彭本，分上中下三卷，宁宗元年，蔡季通编置道州，在“寒泉精舍”与朱子相别，相与订正《参同契》，竟夕不寐，明年季通卒，越二年朱子亦卒，足见朱子晚年都还在研究《参同契》这种学说。
清朝毛西河和胡渭等证明：宋儒所讲，无极太极，河洛书是从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