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研究学问，往往能见其全体，而不能见其细微。古圣贤一开口即是天地万物，总括全体而言之，好像远远望见一山，于山之全体是看见了的，只是山上之草草木木的真相，就说得依稀恍惚了。西人分科研究，把山上之一草一木看得非常清楚，至于山之全体，却不十分了然。将来中西学说，终必有融合之一日，学说汇归于一，即是思想一致，思想既趋一致，即是世界大同的动机。
现在世界上纷纷扰扰，冲突不已，我穷原竟委的考察，实在是由于互相反对的学说生出来的。孟子之性善说，荀子之性恶说，是互相反对的；宗教之利人主义，进化论派之利己主义，是互相反对的；个人主义之经济学，社会主之经济学，是互相反对的。凡此种种互相反对之学说，均流行于同一社会之中，从未折中一是，思想上既不一致，行为上当然不能一致，冲突之事，就在所不免。真理只有一个，犹如大山一般，东西南北看去，形状不同，游山者各见山之一部分，所说山之形状，就各不相同。我们研究事理，如果寻出了本源，任是互相反对之说，都可调和为一。性善与性恶，可以调和为一，利人与利己，可以调和为一，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可以调和为一，这是前面业已说了的。著者把所有互相反对的学说加以研究，觉得无不可以调和。兹再举两例于下：
（甲）马克思说：“人的意志为物质所支配。”又有人说：“物质为人的意志所支配。”这两说可以调和为一的。兹用比喻来说明：假如我们租佃了一座房子，迁移进去，某处作卧房，某处作厨房，某处作会客室，器具如何陈设，字画如何悬挂，一一要审度屋宇之形势而为之。我们的思想，受了屋宇之支配，即是意志受了物质之支配，但是我们如果嫌屋宇不好，也可把它另行改造，屋宇就受我们之支配，即是物质受意志之支配。欧洲机器发明而后，工业大兴，人民的生活情形，随之而变，固然是物质支配了人的意志，但机器是人类发明的，发明家费尽脑力，机器才能出现，工业才能发达，这又是人的意志支配了物质。这类说法，与“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是一样的，单看一面，未尝说不过去，但必须两面合拢来，理论方才圆满。有了物理、数学等科，才能产出牛顿，有了牛顿，物理、数学等科，又生大变化。有了咸同的时局，才造出曾左诸人，有了曾左诸人，又造出一个时局。犹如鸡生蛋，蛋生鸡一般，表面看去，是辗转相生，其实是前进不已的，后生蛋非前一蛋，后之鸡非前之鸡。物质支配人的意志，人的意志又支配物质，英雄造时势，时势又造英雄，而世界就日益进化了。倘若在进化历程中，割取半截以立论，任它引出若干证据，终是一偏之见。我们细加考究，即知鸡与蛋原是一个东西，心与物也是一个东西，鸡之外无蛋，蛋之外无鸡，心之外无物，物之外无心，唯心论，唯物论，原可合而为一的。
（乙）古人说：“非知之艰，行之维艰。”孙中山说：“知难行易。”这两说也可合而为一的。古人因为世人只知坐而研究，不去实行，就对他说道：知是很容易的，行是很艰难的，你们总是趋重实行就是了。孙中山研究出来的学理，党人不肯实行，孙中山就对他们说道：知是很艰难的，行是很容易的，我已经把艰难的工作做了，你们赶快实行就是了。古人和孙中山，都是注重在实行，有何冲突?“非知之艰，行之维艰”二语，出在伪古文《尚书》上，是傅说对武丁所说的，傅说原是勉励武丁实行，并没有说事情难了，叫武丁莫行，原书俱在，可以复按。发明轮船、火车的人，费了无限心力，方才成功，发明之后，技师照样制造，是很容易的，这是“知难行易”。初入工厂的学生，技师把制造轮船、火车的方法传授他，学生听了，心中很了然，做起来却很艰难，这是“知易行难”。孙中山的说法，和傅说的说法，其差异之点，即在“知”字的解释不同。孙中山是指发明家发现真理而言，傅说是指学生听讲时心中了解而言，我们试取“孙文学说”读之，他举出的证据，是饮食、作文、用钱等十事和修理水管一事，都是属乎发明方面的事。孙中山是革命界的先知先觉，他训诫党员，是发明家对技师说话，故说“知难行易”。傅说身居师保之位，他训诫武丁，是技师对学生说话，故说“知易行难”。就实际言之，发明家把轮船、火车发明了，交与技师制造，技师又传授学生，原是一贯的事，孙中山和傅说，各说半截，故二者可合而为一。由此知知易行难，和知难行易两说可以调和为一。世间的事，有知难行易者，有知易行难者，合二者而言之，理论就圆满了。
著者把性善和性恶，利人和利己，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唯心和唯物，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种种互相反对之学说加以研究之后，乃下一结论曰：“无论古今中外，凡有互相反对之二说，双方俱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经过长时间之争辩，仍对峙不下者，此二说一定可以并存，一定是各得真理之一半，我们把两说合而为一，理论就圆满了。”
著者从前对于孙中山的学说，也不甚满意，故去岁著《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系自辟蹊径，独立研究，不与民生主义相涉，自以为超出孙中